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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光湘同志是因其诗文斐然,著作等身,被新华网、中国党建网(党建参考网)、中国教育网、中国社区网络电视台、中国山东网等多家媒体称为记者、著名作家、社会科学家、史学研究专家、党史理论教育专家、党史专家、著名作家、当代名人、世界名人予以报道过的临朐人(现就职青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博主共有相册61个,5000多张相片 ,敬请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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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抗战专题教育讲座:讲好青州抗战故事 缅怀革命先烈 继承优秀传统  

2017-05-09 18:41: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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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抗战专题教育讲座:讲好青州抗战故事 缅怀革命先烈 继承优秀传统

2017-05-09 16:33:18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樊光湘

浏览次数:109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历史的车轮在不经意间前进,然而半个多世纪前热血青年们那一声声“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呐喊,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荡。那些热血青年们,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家卫国的热血青年们,就是我们永远缅怀的烈士。

    那些长眠的英雄,远逝的画面,已载入历史,英雄的壮举,化作一尊尊不朽的雕像,曾记得多少烈士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惜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空,让我们无忧无虑地自由飞翔,而他们却静静地躺了下去,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在他们之中有共产党员,也有普通的中华儿女,但他们的言行却都是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这片神圣的土地。也许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名字,也许他们没有像毛主席、周总理那样伟大。而他们却做出了不平凡的壮举。我们歌颂他们,我们缅怀他们,他们的大无畏精神造就了我们这一代的光明前途,他们的坚定信念,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华夏儿女。面对敌人,他们脸不变色心不跳,挺起胸膛,站在洒满鲜血的战场上,浓烟滚滚,炮弹横飞,喊杀声、火炮声,震耳欲聋,而他们没有胆怯,血染战袍,壮烈牺牲,为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

    为了通过对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抗战的故事讲给今人,使青少年学生了解那段血与火的抗日历史,了解抗日英雄为抗日战争作出伟大的贡献,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勿忘国耻,从而激发青少年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勉励青少年学生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来为我们建成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添砖加瓦。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和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根据青州市关工委及教育局的安排,今天上午我们集中在一起举行一个抗战专题教育讲座,下面我主要从党史研究的角度,结合自身工作体会和研究成果,充分挖掘青州红色抗战资源,以“讲好青州抗战故事 缅怀革命先烈 继承优秀传统”为题,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一抗战纪念主题,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纪念抗战,核心就是要讲好抗战故事;二、青州抗战故事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三、抗日战争对民族复兴的历史启示。

    一、纪念抗战,核心就是要讲好抗战故事

    用抗战的故事教育人、激励人、鼓舞人,抗战纪念是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和珍爱和平的“宣传战”,必须精心组织,打好打赢,让抗战的故事相继流传,让抗战精神为民族复兴助力。

    宣传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激发爱国热情,为纪念活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核心就是要讲好抗战故事。

    故事是形象化的语言。爱听故事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他们获取成长养料的重要源泉。欲知大道,必先知史。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畔的枪声彻底惊醒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今天,把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正是希望他们从故事的讲述中,体会到抗战胜利的来之不易,让年轻一代记住历史,珍惜和平;在对抗战历史的了解中懂得珍爱,在与抗战英雄的心灵对话中激发奋进的动力。

    抗战故事中浸润忠诚。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无论是黄河岸边的浴血奋战,还是青纱帐里的拼死抵抗,都是对祖国最真挚情感的流露,都是国格和民魂的凝聚。“所有季节里的花,都开不过灵魂里的花。”让孩子们从抗战故事中读懂忠诚,激发崇高的爱国情感,那么在灵魂深处必将开出绚丽的花朵。

    抗战故事中写满担当。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前方后方密切配合,“抗战”与“也是抗战”交相辉映,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体现出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将个体的绵薄之力汇入汹涌澎湃的抗战洪流。“民族的精神,在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这种责任担当的力量能穿透岁月,成为激励孩子们走好人生之路的精神滋养。

    抗战故事中激奋着血性。“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图谱,民族英雄是这个图谱中的精神坐标”。左权、彭雪枫、杨靖宇、赵一曼等一个个闪光的名字,“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等一个个英雄群体,他们的故事惊天地、泣鬼神,汇成一部英雄的史诗。让孩子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唤起英雄情结,必能激发续写“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凌云壮志。

    抗战故事中充满智慧。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铁道游击队、水上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人民战争蕴含着无穷智慧。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既可帮助他们充分理解抗日战争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还可以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在新的征途上书写创业创造的新篇章。

    忠诚、担当、血性、智慧……这些闪光的字眼,无疑是人类崇高精神和宝贵品格的凝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走向未来的力量之源、制胜之本。讲好抗战故事,激发爱国热情,将这些美好的信仰和品德注入孩子们的心田,正是教育者的责任所在。

    “薪火相传终有继,江山更待新宇开”。有人说,现在的青少年是看着大片、玩着芯片、吃着薯片长大的一代。千灯万盏,不如心灯一盏。用抗战故事点亮他们的心灯,英雄的梦想就会像种子一样蛰伏在他们心中,日后必然长成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

    二、青州抗战故事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国难当头,英烈辈出。滴水见太阳。青州作为革命老根据地县,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雄的青州军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用宝贵的生命和崇高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篇章,涌现了一大批抗日英雄和模范人物。当年青州市的益北地区、益东地区、西南山区名噪一时。一大批抗日志士从这里走出,从抗日英雄冯毅之“一门忠烈”、抗日英雄刘旭东“一门九英烈”到刘明训领导的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普通的中华儿女,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曲荡气回肠的爱国之歌。

    (一)胶济铁路南、弥河以西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战争

    1.青州“抗日堡垒”长秋村人民打鬼子的故事

    1938年1月8日益都沦陷后,抗日斗争风起云涌,广大人民群众有组织地或自发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仅在青州西南山区层峦叠嶂之中,有个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抗日堡垒”长秋村。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它屹立于硝烟烽火之中,打不垮,摧不烂,浴血奋战八年,是青州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旗帜……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苦的岁月。以张店为大本营的侵华日军,对清河鲁中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频繁,据点碉堡林立。青州西南山区淄河流域打着各种旗号的“抗日”游击队近万人,大部已公开投敌,伪军骤增。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一再制造反共摩擦,人民抗战更加困难。胶济铁路以南,青州的6个行政区,一区、十区变成敌占区,二、四、五区变成了游击区,抗日根据地只剩下三区,在三区又只剩下仁河流域五、六十华里的狭长地带。
此时,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共益都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就驻在仁河上游的桃行村一带。

    为了加强武装力量,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准备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2月,中共益都县委决定,在1939年底,八路军四支队新一营奉命升级为八路军四支队特务团三营后,留守地方的人民武装二、三、五区区中队队员60余人的基础上组建益都县大队(简称县大队),冯毅之(长秋村人)任大队长。

    接下来,孤悬敌后的中共益都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采取游击战术,顽强地战斗在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抗日根据地,战胜了日伪顽三面袭击,取得了一连串胜利。

    (1)采用布袋战术伏击伪军唐应三部

    益都县大队组建后,得知伪军唐应三部驻防马鹿据点以后,一贯抢劫奸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给周围村庄老百姓带来了灾难。为了打击伪军的气焰,县大队摸清了他们每隔3—5天就派50余人经长秋村去上庄接粮这一规律,决定根据敌人的行动规律,由长秋村游击队配合县大队,采用布袋战术,在马鹿、长秋之间敌人行进的路旁设下伏兵,形成布袋阵,打一个伏击。布袋底是长秋村南门,由县大队机枪组和长秋村游击队担任防守;布袋口向马鹿据点敞着,待唐应三部进入布袋阵地后,由埋伏在路两边的县大队负责封闭布袋口。那是2月的一天,淄河的冰冻未解,山上的青草还未萌芽。冯毅之和战士们不顾天寒地冻,很早就埋伏在河边的山坡上。直到上午10点,伪军才出村。敌人麻痹大意,把枪背在肩上,也不拉开距离,像赶集似的沿着老路线走来,毫无战斗准备。时机一到,冯毅之一声令下,枪声四起,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措手不及,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有的干脆缴械投降了。这次战斗极为顺利,我方只有3人轻伤,敌人少数漏网,其余被歼被俘。等马鹿敌人倾巢而出救援时,战斗已经结束,战士和老百姓已转移了。

    (2)伪军唐应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伪军遭此伏击失败后,伪军唐应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6月24日,伪军唐应三部勾结国民党顽固派吴化文部400余人 ,从仁河流域大举进犯,妄图配合日伪军消灭中共益都县委和县政府和县大队。敌人重点进攻窦家崖山顶的县大队指挥部,县大队英勇反击,经过七、八个小时激战,战士们的子弹几乎打光,为了避免更大牺牲,县大队只好突围,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毙伤不少敌人,但县大队也伤亡惨重,通讯班12名同志中冯光全、孙在进、赵家会、白怀亮等8名牺牲。

    (3)虎口夺粮土制地雷显威力

    6月下旬的一天,驻扎在张店的日军,为了从农民手中掠夺麦子,出动一千余兵力,对淄河流域进行“扫荡”。鬼子行进到与长秋村一河之隔的西崖头村时, 巡逻的民兵送来情报,县大队立即组织长秋村民兵迎战,队长冯毅之身先士卒,沉着指挥队员和民兵们奋勇杀敌,在淄河流域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当场被击毙11个,其余鬼子害怕再中埋伏,溃逃到黑旺村。然后,辗转到长秋村南面的岸崖村, 县大队乘胜追击,再次伏击了前来“扫荡”的日军。战斗中,土制地雷显示了杀敌威力,日军伤亡惨重,直到天黑才跑到西桐古村外焚烧被毙命的日军尸体,然后,趁黄昏狼狈逃窜。

    (4)阳明山北岭设伏兵击毙鬼子小队长小林

    7月下旬, 朱崖据点换了一个鬼子小林小队长。他三天两头领兵到长秋村“扫荡”。鬼子进村,牵着大狼狗,见了跑的就开枪,见了鸡羊驴骡就抢走,不开门的就放火,见了青壮年就抓去做劳务。一有情况,大家能躲的就躲起来;特别是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把脸抹上灰,穿上破旧的衣服,打扮成老太太的样子,以躲避鬼子的魔爪,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甚至是一日数惊,庄稼也收不成。群众纷纷要求县大队给敌人以狠狠打击。朱崖鬼子到长秋“扫荡”有个规律,他们怕村里有八路军埋伏,所以从不直接进长秋,总是先到上庄,再从上庄爬到阳明山顶,俯察过情况后再下山进村。一天早上,当得到鬼子小林又领兵出发的情报后, 县大队队长冯毅之根据敌人活动规律,就在阳明山北岭设下一个班的伏兵,并配备机枪一挺。县大队其余的人,隐蔽在长秋村里做预备队。县大队的人数不多,长秋村的游击组主动要求参战。为了造声势,村中几十名青年小伙子也组织起来临时参加了战斗。鬼子爬上阳明山时,发现了伏兵,双方交了火。益都县大队的伏兵咬住敌人后,预备队和200多名老百姓从村里全部出动,在玉米棵庄稼掩护下迅速向敌人身后迂回包抄。来犯的敌人中只有6个鬼子,其余全是伪军。伪军胆小怕死,一看到八路从身后来包抄,顿时乱了阵脚,迅速撤退,向朱崖方向逃窜。冯毅之率人拼命追击,日伪军伤亡十余人,其余逃过了马岭行。在铁佛寺前,冯毅之打死了一个端着一挺轻机枪的鬼子。后来查知,这个鬼子就是小林小队长。

    (5)县大队和长秋村民兵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以弱胜强

    每次“杀鬼子”后,日军都会进行疯狂报复。21日晨,日伪军再次侵犯长秋村, 敌人架起机枪向围墙南门射击,民兵在村内点起土炮打退两起进攻。日本鬼子用重炮打开一段围墙后,一齐蜂拥而上。在这紧急关头,冯毅之满怀对日寇的仇恨,毅然下令与日本鬼子干到底。他身先士卒,沉着指挥队员们奋勇杀敌,在村内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斗。长秋村的民兵们积极配合,利用村内熟悉道路、濠沟、圩墙、房舍与敌人展开捉迷藏式的游击战。激战一天,击毙日伪军8人,缴获枪支弹药若干,粉碎了日寇的企图,也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例。

    2.青州市庙子镇(原益都县四区)土湾村抗日伏击战

    发生在1939年3月20日的青州市庙子镇(原益都县四区)土湾村抗日伏击战,是鲁中地区抗日联军在抗日战争初期打的一个漂亮仗,在当时的鲁中地区有着巨大影响,也是青州地区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1937年冬,冯毅之根据中共益都县委领导的分工,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到家乡青州市西南山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共清河特委的指示,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指导下,冯毅之、孙同山、孙萌南、白金、宋岳、刁愈之等共产党员与在西南山区活动的国民党翟汝鉴、李思亮部共同组成了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翟汝鉴任司令,李思亮任副司令,冯毅之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7月,国民党翟汝鉴部的李思亮副司令已秘密投靠张店侵华日军金井队长。冯毅之充分利用翟汝鉴、李思亮之间的矛盾,想尽快铲除李思亮,把部队拉出来,组建真正的抗日武装。8月

    经领导批准,冯毅之将李思亮击毙,拉出该部一个大队,脱离了翟汝鉴部,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新编第一营(简称新一营)。冯毅之任营长,孙同山任副营长,白金任副指导员,陈圣溪任供给处主任。营下辖二个连,王文训任一连长,王洪义任副连长,宋岳任指导员,冯保庆任二连长,白金兼任指导员。这个营装备很强,绝大部分是钢枪,有两门迫击炮和两挺机枪。新一营建立后,在青州西南山区立即投入了反击日伪顽的战斗,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9年3月,新编第一营接到情报,侵华日军为了迫使国民党投降,在张店、淄川、博山集结兵力,前往沂水,进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

    在此危急情况下,冯毅之营长为巧妙设伏,出奇制胜,立即召开敌情分析会,认为黑旺镇土湾村位于卸石山山脉北段、益都、临淄两县接壤处,又是益都县、益临县、临淄县3县的交界地带。这个村东有三个岔路口,向东是朱崖村,可以进入益都县,向南跨过该村,可以进入益临县,向西南是西崖头村,可以进入临淄县。该村四面环山,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峡谷陡峭,道路奇险,素有“龙虎环抱”之称,实为屯兵设卡之要地。经过对土湾村实地调查和对敌情的分析,冯毅之营长认为,土湾村是日军前往沂水,进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军伏击日军的理想之地。

    事情果然不出冯毅之营长所料。20日下午2时左右,发现敌人千余人向朱崖村进犯。

    冯毅之营长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对营部作战人员说:“土湾村是庙子镇通往沂水的咽喉要道,日军一定经土湾村向前方运送军需物资,送到嘴的‘肥肉’ ,我们一定把它吃掉!”讲到这里,他拿起铅笔,走到地图前,在“土湾村”3个字周围果断地划了1个红圈,接着又说:“就在这里设伏,切断日军前往沂水,进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交通,夺其辎重。”说完,他当即令:一连连长王文训在庙子镇的朱崖村、西崖头村一线设伏,采取运动防御战法,阻止日军南进;二连赶迅速往土湾村,准备痛击南进的日军。

    他遂即带领营指挥所人员进入伏击地区。接着,各单位迅速跑步进入阵地。战士们为了搞好隐蔽,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有的钻进草木丛,有的用野草和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有的藏在土坎、岩石后,人人严阵以待,大家摩拳擦掌,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3时左右,日军沿淄河流域向土湾村袭来。日军自国民党顽固派在青州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来,一直未受到任何阻击,所以他们十分麻痹,警戒搜索也相当疏忽。先头步兵与辎重部队约距400米,后面掩护的步兵距辎重部队更远一些,从远方望去,犹如青蛇蠕动。走在队伍最前面的l个日本兵,扛着1面日本旗,昂首挺胸,神气十足。但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在前面不远的土湾村,我八路军勇士们早己给他们挖好了葬身的坟墓。

    约4时左右,日军步兵开始进入我伏击区,埋伏在草木丛中的我军战士,双手紧握钢枪,两眼怒视着相距只有几十米的日军,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日军先头开路部队接近朱崖村和西崖头村时,辎重部队正好行至我新一营伏击地前面。冯毅之营长即令重机枪向日军扫射,伏击部队随之向日军展开猛烈射击。刹那间,成群的手榴弹,密集的子弹,象从山崖上泻下来的爆布一样倾向敌群。正在行进中的日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死伤了一大片。此时,日军前进不得,后退不得,首尾不能相顾。面对全线遭到突然打击,敌人惊慌失措,晕头转向。这时候,我一连按照原定计划,迅速抢占了土湾村村北大道两侧及山头,将日军步兵和辎重部队拦腰切成两段。当日军先头步兵企图掉头增援辎重部队时,又遭到我二连的阻击;后面的掩护部队,又被一连击毙的横躺竖卧的马匹、车辆及抛弃的军用物资挡住道路,被截击在中间的辎重部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完全丧失了控制能力。骡马受到惊吓,四处奔跑,畜撞畜、人撞人,人畜相撞,在狭窄的乡村道路上自相践踏,尘土飞扬,血肉四溅。残存日军一窝蜂似地朝南方向逃窜,刚跑到土湾村附近,又遭我预先埋伏在那里的特务连1个排的猛烈袭击。这时,特务连战士,一个个犹如猛虎下山,奋不顾身地扑向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

    在我军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的同时,庙子镇的青少年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在抗日救国同盟会的领导下,冒着枪林弹雨投入了紧张的战地服务。朱崖村、西崖头村、土湾村附近的民兵和群众也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投入了战斗和战地服务工作。激战至5时左右,日军一看大势已去,匆忙沿淄河流域逃回张店、淄川、博山老巢。

    这次伏击战,共歼灭日军20余人,伤者过半,缴获机枪1挺、手炮1门、三八式步枪6支、背包10余个。打掉了日军经青州南下临沂进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企图。

    3.击落敌机活捉日军飞行员金井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苦的岁月。以张店为大本营的侵华日军,对清河和鲁中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频繁,据点碉堡林立。青州西南山区淄河流域打着各种旗号的“抗日”游击队近万人,大部已公开投敌,伪军骤增。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一再制造反共摩擦,人民抗战更加困难。胶济铁路以南,青州的6个行政区,一区、十区变成敌占区,二、四、五区变成了游击区,抗日根据地只剩下三区,在三区又只剩下仁河流域五、六十华里的狭长地带。此时,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共益都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就驻在仁河上游的桃行村一带。为了加强武装力量,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准备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2月,中共益都县委决定,在1939年底,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新一营奉命升级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特务团三营后,留守地方的人民武装二、三、五区区中队队员60余人的基础上组建益都县大队(简称县大队),任命多次受到四支队廖容标司令员、姚仲明政委的表扬,称他是“青州李向阳”的冯毅之,且在家乡打游击,让日寇闻风丧胆,鬼子几次扫荡他的老家长秋村,始终未抓到的这个“冯铁头”任大队长。

    益都县大队建立后,采用“打小仗,多打仗”的方针,积极袭扰敌人,在不断战斗中锻炼队伍。经过组织多次战斗实战锻炼队伍,使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而部队的装备也随着不断缴获敌人武器而迅速改善。几个月后,游击队每个连都最少配有1-2挺轻机枪、1挺重机枪。鉴于县大队的发展壮大,冯毅之开始率领战士们主动寻找战机打击日军正规部队。与此同时,冯毅之还派人在附近县区建立起地方武装,其主要工作是配合廖容标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破坏敌人交通线、割电线、制造地雷、伏击小股日伪、惩办汉奸等。

    在“保卫家乡、保卫鲁中、保卫全中国”的感召下,冯毅之提出“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政策,广大民众从县大队真切体恤民众疾苦、抗击侵略者的活动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视县大队为保护民众利益的子弟兵。于是,“要出头,找冯游”的呼声不胫而走,出现了支持和参加抗战的热潮。长秋村一百来户的一个小村庄,竟有七八十人参加了县大队,西南山区一带近百名青年参加冯毅之领导的县大队。其中不乏涌现出父送子、妻送夫、父子同参军的景象。同时,广大民众纷纷捐大刀、长矛、猎枪、步枪甚至手榴弹等军用物资。有的地主也捐出了看家护院的枪支。县大队共收集武器数百件。

    随着部队的日益壮大,县大队加强了军事训练和周密的思想政治工作,队员们政治和军事素质均有很大提高。特别是有一次,冯毅之带领部队经过一片田埂时,坐骑受惊跑到田里踩坏了庄稼,冯毅之当即掏出钱来赔偿给田边的老乡。这次事件给在场的战士们教育很大。在冯毅之等领导的亲自示范和带动下,县大队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对群众公平买卖,借东西一定按时奉还,对损坏的东西坚决照价赔偿。在县大队里形成惯例:每到一地,一定主动帮助当地群众挑水劈柴、打扫场院街道,而且帮助群众特别是军属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严格的军纪和对抗战的坚决态度,冯毅之和县大队声望日著,在很短的时间里,呈现出村里有自卫队、区有区中队、县有县大队的景象,使西南山区各村被建立成为一个中共的战斗堡垒。整个抗战期间,在西南山区曾经流传着一首名为《冯毅之走遍益都县四区10个乡镇和三区部分村庄》的民谣: 冯毅之,意志坚,组织民众来抗战;自卫队,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全民总动员。冯队长,真能干,武装民众千百万,到处开展游击战。炸碉堡,崩汉奸,扒铁道,过淄川,打得敌伪心胆寒。

    为了尽快蚕食和剿尽八路军、游击队和中共益都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日军轰炸机欺负八路军、县大队没有防空武器,低空盘旋,扔炸弹,扫射机枪……日军轰炸机经常低空盘旋在卸石山周边一带执行低空侦察轰炸任务,以配合日伪军地面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给县委机关、八路军指战员和老百姓的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

    7月16日这天,山东省益都县的一个小山村——东下册村,显得宁静祥和。这一带是八路军的根据地。这个小村附近的卸石山脚下长秋村驻扎着廖容标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司令部和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特务团三营;在一山(卸石山)之隔的仰天山上桃行村驻扎着中共益都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卸石山上髻髻顶驻扎的益都县地方武装县大队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暂时住到东下册村。

    为了保证县委机关、八路军指战员和老百姓的安全,中共益都县委决定,由冯毅之领导的县大队负责消灭敌军战机。经多次观察,冯毅之已掌握敌军战机的飞行路线,其中,敌机一定要经过卸石山脚下东下册村一带的山坡。冯毅之想,如果在卸石山下东下册村一带埋伏,可以击落敌军战机,因为站在这里可以缩短射击飞机的距离。

    这天早晨,正当战士们准备吃饭的时候。在村边山头放哨的战士突然向村里发出紧急防空信号。看到信号战士们迅速放下饭盆,拿上武器,快速向村边的山坡地疏散隐蔽,因为在那儿有许多灌木和沟壑。突然巨大的隆隆声由远而近,一架硕大的飞机超低空从东边的山头上空往西飞了过来,从人们的头顶掠过,它一接近村庄就开始向下俯冲,几乎剐碰到东下册村那棵挺拔高耸的秋树,并开始漫无目标地进行轰炸和扫射。这是一架日本战斗机,鬼子的!战士们发现飞机尾上的“膏药旗”标志清晰可见,灌木丛中的战士们甚至还能望到飞机舱内面戴防风镜的飞行员轮廓。

    一开始,日寇的飞机不断地沿山谷无目标的轰炸扫射,得意忘形的敌机十分嚣张。后来,为了提高对我军民的杀伤力,他们掠过山坡进行低空飞行。又扫射,又轰炸。并开始在部队隐蔽的山坡上空盘旋。找到目标就丢炸弹。

    在飞临卸石山脚下东下册村一带时发现了益都县地方武装县大队和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特务团三营的行军纵队。敌机欺负八路军游击队缺乏防空武器,突然俯冲下来对前进中的特务团三营队伍实施低空扫射,当场造成三名战士伤亡。愤怒的县大队和特务团三营指战员决心教训这个趾高气扬的“空中飞贼”。

    他们在敌机盘旋转弯准备再次俯冲攻击时,组织前卫连步、机枪手集中火力,在有效范围内,向敌机进行射击。危急时刻,战士们发扬以劣胜优、敢打敢拼的精神,积极地进行防空行动,并在敌机轰炸掀起的尘土和烟雾中一齐瞄准飞机对空射击,织成了一道愤怒的火力网,呯呯乓乓……乓乓呯呯,仇恨的子弹射向敌机。在密集的对空火力打击下,子弹好像是击中敌机尾部,失去平衡的敌机像醉汉似的摇晃了两下,立即失控,受到重创的日本飞机见地面有人开枪,就竭力躲避,企图将飞机升高,不知是何种原因?抬高机头的敌机欲速则不达,弄巧成拙,不但没有挽回逃跑之路,却摇晃着,歪歪斜斜一头向东南方向附近的树林里栽落下去。一名日军飞行员从像醉汉似的飞机中跳伞仓皇逃命;另一名日军飞行员头颅摔碎飞出百十余米,断腿仍悬挂在树枝上。

    “打下来了!打下来了!”群众见敌机被击落,欢呼雀跃,鼓掌如雷,民心大振。战士们也都怔住了。出乎意料之外,八路军游击队和县大队竟用步枪、机枪将一架敌机击落,毕竟,以八路军游击队和县大队的武器装备,击落日军飞机这样的战果,那时是非常难得的。后来考证,由于日军飞行员多为新手,经验不足,也因为八路军游击队和县大队防空火力微弱,日军用小角度的下滑轰炸代替大角度俯冲,对八路军游击队和县大队阵地进行攻击所致。

    随即,县大队队长冯毅之、特务团三营白金和孙铜山等人指挥全体指战员搜山,将另一名跳伞的日军飞行员活捉,后查知名字叫金井,并缴获重机枪3挺。

    被活捉的日军飞行员金井后来被送到延安“日本反战同盟”处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残害人民的又一大罪证。

    当地老百姓见日寇飞机被击落下来,抑制不住兴奋,一个个从四面八方往飞机坠落的地方跑去,都想看个稀奇和热闹,鬼子飞机落下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敌机坠毁的现场——东岭村附近山坡上,飞机残骸碎片散落得满山遍野,两门机关炮炮身被摔弯,炮弹、饼干、罐头、香烟遍地都有,军用地图和笔记本等,都压在一个飞行员尸体下面,渍满了斑斑血迹,飞行员尸体是断胳膊少腿的,但围观的人群没有一个对此同情的,因为他们是作恶多端的日本侵略军……

    这次出色的防空战斗,给骄狂的日军“空中骄子”以迎头痛击,狠狠打击了敌机肆无忌惮地进行低空俯冲轰炸的嚣张气焰。

    县大队、特务团三营击落日军战机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益都县,让当地民众非常高兴和自豪。一时传为趣话。

    4.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孙家岭保卫战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在侵华日军推行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 已暗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队积极配合日军,对我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包围。根据地百姓扶老携幼,纷纷离村。面临山河破碎、百姓遭殃的悲惨局面。面对400多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包围及进攻, 在益临工委带领下,我少量地方武装和群众顽强保卫“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孙家岭”一个多月,并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青州地区坚守根据地的范例,受到中共鲁中区党委的表扬。

    4月28日上午,国民党新四师300余人,马鹿据点的伪军80余人以及朱崖据点的伪军五六十人,分三路包围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卸石山上的一个小村庄孙家岭。400多个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既不列阵,也不布防,一路嬉笑打闹,如入无人之境,骄横至极。敌人连续用迫击炮、大炮轰击,但由于卸石山岩势奇崛,群峰如海,山深林密,寨墙高大坚固,敌人炮击受阻。大敌当前, 益临工委决定坚守“孙家岭”。在危急关头,县大队迅速组织民兵控制孙家岭四面山头和各主要交通要塞,并派岗哨站在制高点监视敌人行踪。权衡地理条件,敌我双方力量,抓住有利时机,英勇抗击。队员们以分队为单位,分散独立作战,各自监视敌人,一旦敌人靠岸,就给以迎头痛击。各分队凭险要地形,与三面进攻之敌展开了运动战、地雷战、肉搏战,击退敌人多次冲击,打死敌人10余人。黄昏后,日伪军不敢夜战,停止进攻。中共益临工委敌工部长高奋根据敌情,命令县大队夜袭敌营。县大队立即组织了一个50余人的战斗队,悄悄地穿插进敌营,乘其不备,猛烈袭击,使敌措手不及,激战一个小时,只得夺路逃下卸石山,滚回了仁河流域。县大队终于取得了这场气壮山河的孙家岭保卫战的胜利。

    孙家岭坐落在卸石山上,卸石山是位于淄河上游的一个险要山峰,由吉吉顶(髻髻顶,最高峰,海拔786米,面积1.5平方公里。)、寨顶、轿顶、影像山、迎门山、三瞪眼、洼峪坡、将军帽、三角山、中军寨等30多座山头组成,方圆近百平方公里。岩势奇崛,群峰如海,山深林密,天蓝气清。因处齐鲁腹地,淄河水从它的西边流过。从源泉通往辛店的大道也经过它的旁侧。它卡住了南北交通孔道,是从沂蒙山区北往清河区的必经之处。又为出山东半岛之门户,连接胶东、清河、鲁中等三大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敌我必争之地。谁占领了卸石山,谁就取得这方军事上的主动权。我们占领了卸石山就可以沟通鲁中区、渤海区和胶东区的交通联络,并可以作为巩固我抗日根据地的屏障、开展敌占区工作的基地。

    1941年7月,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昌乐、安丘、潍县等县党组织的中共益临工委在孙家岭建立。益临工委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新成立的中共益临工委加强了地方公安、武装队伍建设,成立县大队,逐渐发展到100多队员。工委工作人员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群众打成一片,访贫问苦,为群众治病送药,帮助群众挑水、劈柴、耕地,坚持“三不走”,即:水不满缸不走,借东西未还不走,驻地未打扫干净不走。还将缴获日伪军士兵抢走的东西归还原主,乡亲们有口皆碑。工委宣传部和敌工部则立即组织人员组成宣传队。宣传队的主要活动是唱抗进步歌曲、演戏、写标语,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开展防区附近的群众宣传工作。宣传队还办了油印小报《卸石山下》,登载新闻、通讯及诗歌、快板等文艺作品和学习新文化的辅导材料,对辖区县党组织、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教育起到很大作用。使区、乡、保抗日政权及青、工、妇、农代会、儿童团、治安小组、联防队、民兵等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人民群众齐声赞颂抗日武装好,共产党英明,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共益临工委一成立,就成了敌人集中进攻的目标。

    日军在卸石山的惨败并没有迫使其放弃消灭或挤走中共益临工委的企图。5月30日黎明,卸石山上乌云密布,雾气笼罩,哨兵从朦胧中观察到山上有敌人向山上边移动,立即发出暗号,县大队当机立断,再次布置伏击战。果不其然,还真是新四师和朱崖据点的日伪军又联合向孙家岭——中共益临工委驻地进袭,他们毕竟吃过一次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孙家岭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县大队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但是,队员们都子弹上膛、手榴弹在握,严阵以待。凭借险要地形,紧紧盯着匍匐前行的敌人,摩拳擦掌地发誓:鬼子胆敢爬上来,就坚决把他们消灭在崖头阵地前面。待敌人往崖头阵地上爬,爬到一半时,日伪军进入伏击区,队员们的满腔怒火爆发了,各种武器一起发射,一梭梭仇恨的子弹喷射而出,刹那间,敌人乱作一团,像热锅上的蚂蚁,叽哩呱啦,到处乱窜。区中队闻讯后,乘机从敌后发起攻击,与日伪军进行白刃格斗,遭到前后夹击的日伪军,惊恐万状,不敢再战,夺路逃遁。队员们即用机枪进行猛烈扫射,使日伪军伤亡惨重,帐篷、油筒、武器丢了一地。这次战斗,县大队又毙伤日伪军10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我军则无一人伤亡,我抗日武装县大队再次获得胜利。

    此战,益都县大队孙家岭保卫战在一个月零三天内,在同一地点两次设伏均获胜利,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彻底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途奔袭中共益临工委计划。两次大捷,打掉了日伪军的威风,有力地鼓舞了整个青州地区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勇气。此后,青州地区的爱国青年和志士,踊跃参军、拥军……

    5.吉吉顶战斗

    吉吉顶(髻髻顶)是卸石山风景区的最高峰,海拔786米,面积1.5平方公里。远望像高高耸立的“发髻”直插云宵,又称“髻髻寨”。位于青州城西南35公里处,与灵泽湖(原名仁河水库)紧相连属。卸石山由吉吉顶(髻髻顶)、寨顶、轿顶、影像山、迎门山、三瞪眼、洼峪坡、将军帽、三角山、中军寨等30多座山头组成,方圆近百平方公里。岩势奇崛,群峰如海,山深林密,天蓝气清。因处齐鲁腹地,又为出山东半岛之门户,连接胶东、清河、鲁中等三大抗日根据地的枢纽,而为古今军事必争之地。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唐赛儿曾以此作为大本营,扯旗聚义,攻城除贪,震惊当朝,并留下诸多历史遗迹与优美传说,后人遂称“唐赛儿寨”。 唐赛儿寨寨顶有清同治二年残碑记载“唐三寨由名已久矣,自大明永乐十八年,蒲台民林三之妻唐赛儿者,创修此寨,而山因此名焉”。寨上有“跑马场、跑马夼、点将台、金銮殿、蓄水池、米臼、旗杆窝儿”。

    吉吉顶不是什么名山大川,只是一个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山头。但是紧靠吉吉顶(髻髻顶)的一个小村庄——孙家岭,却是抗战时期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昌乐、安丘、潍县等县党组织的中共益临工委建立建立的地方,也是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益都县大队驻扎过的地方。抗战时期,我抗日武装——益都县大队和日伪顽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曾在这个小山头上你来我往,互相攻击。每次规模虽都不大,却也打的难解难分,荡气回肠。

    1940年8月,由于临朐形势极端恶化,立足不住,临朐县大队在教导员高奋、大队长赵继武的带领下,分两路开赴青州西南山区仰天、杨集一带,与益都县大队合并,冯毅之任大队长,赵继武任副大队长,高奋代理临朐县委书记兼益都县大队教导员。

    1941年2月,鲁中军区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带领四支队三营从张博支路西插到上张附近,27日拂晓发起对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新四师团部及驻团部一个营的攻击,益都县大队在外围佯攻麻痹敌人,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八、九点钟就胜利结束,敌人大都被俘。我10名同志牺牲。

    7月,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昌乐、安丘、潍县等县党组织的中共益临工委在孙家岭建立。益都县大队随迁附近的吉吉顶。孙家岭北邻的李家峪是益都县委经常活动的村庄,群众基础好。8月,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新四师进驻该村以后,无恶不作,村民李元江恳求县大队消灭住在他家的机枪班。一天,益都县大队组织了15人的突击队,由李元江带领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全歼新四师机枪班,缴获机枪1挺,步枪11支和子弹1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侵华日军推行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已暗中投降日军,对我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包围。4月,国民党新四师300余人,马鹿据点的伪军80余人以及朱崖据点的伪军五六十人,分三路包围我县大队驻地——紧靠吉吉顶的孙家岭。县大队凭险要地形,从容射击,打死敌人10余人,我县大队无一伤亡。夜里,县大队组织了一个50余人的战斗队,主动袭击敌人的营部所在地,激战一小时,将敌人赶回了仁河流域。

    5月30日,新四师和朱崖据点的日伪军又联合向吉吉顶进攻我县大队,县大队毙伤敌10余人。

    6月4日拂晓,新四师在西南面,朱崖据点的日伪军在北面,联合进攻封山顶。益都县大队以少数兵力对付新四师,集中力量打击朱崖据点的日伪军,我一个机枪组占据封山顶右翼的一个险要山峰,凭借有利地形向敌人射击,战斗两个小时,毙伤敌10余人,并击毙日军小队长金水,缴获战马1匹。

    6月29日,日伪军千余人,以日军为主分三路合击吉吉顶,敌人采用分兵合击战术,硬拔山头,县大队130人,则分兵把守险要地点顽强抵抗,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一直战斗到第二天中午,县大队弹尽粮绝,就连能搬动的石头也用完了,难以坚守阵地,主动撤退,吉吉顶山头失守。这次战斗毙伤敌30余人,县大队伤亡14人。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乘机进犯,侵占我抗日根据地,李家峪、上张、下张等村周围13个村庄被“蚕食”。 我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区与县、区与区之间都互相联系不上,各自独立作战,遇到了许多困难。

    1943年1月,国民党新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公开投敌。吴投敌后,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更加直接地配合日寇与人民为敌。他曾在临朐、益都一带制造了纵横30公里的无人区,使大批难胞颠沛流离,逃亡他乡。

    面对吴化文部一而再再而三的军事行动,为打击罪恶累累的吴化文部,我鲁中区部队于8月、12月和1944年3月前后发起三次讨吴战役,直至将该部彻底摧垮。在这三次讨吴战役中,地方党政军民都作了积极配合和支援。随着讨吴战役的胜利,益临边区形势好转,吉吉顶又回到了青州人民的怀抱。

    吉吉顶战斗告诉我们:抗日战争的残酷和胜利的来之不易,我们要勿忘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6.发生在青州地区抗战中八路军战斗中集体跳崖的事迹

    在青州西南山区层峦叠嶂之中,有个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这就是“抗日堡垒”——青州市庙子镇长秋村。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它屹立于硝烟烽火之中,打不垮,摧不烂,浴血奋战八年,是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旗帜。同时,它也哺育出了一批抗战英雄,冯旭臣父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冯旭臣,青州市庙子镇长秋村人。在贫困的山区,他家还算殷实富足,有青砖小瓦的四合门院,衣食无忧的田园收入,三子一女的美满家庭。但冯旭臣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忧民意识,在任长秋乡乡长期间,就多次捐资助学,扶困济贫,在村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更为难得可贵的是,他支持在外求学的儿子冯毅之追求真理,走上革命道路。

    冯毅之,冯旭臣的次子,早在1930年就参加革命,久经斗争考验。1937年抗战爆发,当时担任中共益都县委宣传部长的冯毅之,受命回老家西南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冯旭臣坚决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帮助儿子在山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动员其他的子女加入革命队伍。紧接着又发动群众武装抗日,很快组织起20多名进步青年,组建“抗日自卫团”,公开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帜。

    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冯旭臣当选为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长。长子冯登奎,任八路军修械所所长。次子冯毅之,时任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在淄河流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三子冯登恺也随军战斗。女儿冯文秀加入共产党,任长秋村、蓼河区妇救会会长。二儿媳孙玉兰,也是中共党员。冯旭臣一家,可谓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当时,冯毅之经常带领八路军地方部队在淄河一带转战,同敌人开展游击战。长秋村多次遭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洗劫,冯家被焚掠一空,被迫日居山沟,夜宿林莽,备受艰辛。

    1942年10月,日伪军开始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冯旭臣带二儿媳孙玉兰,女儿冯文秀,孙女新年、芦桥、平洋等一家6口,转移到博山县口头镇东马鞍山上。当时一同上山的还有八路军的一个班和28名伤病员,以及部分抗战家属。冯旭臣上山后管理伙食,冯文秀任文化教员,孙玉兰护理伤病员。冯旭臣一家与战友们同舟共济,相互勉励,共同承受着敌人“扫荡”带来的巨大困难。

    11月9日,日伪军得到情报后,2000多人突然包围了马鞍山。两架敌机轮番轰炸,lO多门迫击炮、几十挺机枪齐射。我军指战员、伤病员奋起抵抗。这就是当年闻名遐迩的气壮山河的马鞍山战斗。

    马鞍山,它耸立入云,两峰相连,形似马鞍,周围陡壁千仞,十分巍峨险峻。山上的武装只有一个班,指挥员是负伤在山上休养的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同志。面对敌人重兵包围,大炮轰击,飞机滥炸。山上的30多名战士、伤病员和家属凭据险要,在党的号召下,誓死不做俘虏,视死如归,英勇抗击,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子弹、手榴弹用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连能搬动的石头也用完了,经过两天一夜激战,歼敌100余人。面对蚂蚁般往山上涌来的敌人,守山指战员、伤病员和家属摔断枪支,从容走向悬崖纵身跳下,除两人(一名提前下山执行任务,一名跳崖时被树枝挂住)幸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有副团长王凤麟、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仕 、鲁中行署处长谭克平、益临工委的公安局股长董恒德和李绪臣等,益都县参议长冯旭臣、冯毅之的妻子孙玉兰、妹妹冯文秀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为了表彰冯旭臣一家抗日爱国的高尚风格,1946年5月,鲁中行署参议会赠送冯旭臣后人“一门忠烈”横匾。

    (二)胶济铁路南、弥河以东益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1.组建抗日武装——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

    抗日战争期间,驻守在青州境内胶济铁路以南、弥河以东地区(益东地区)的反动武装,除了黄楼乡南霍陵村据点、谭坊镇状元桥村据点、谭坊火车站据点、杨家庄火车站据点、郑母镇中心村据点、赵坡乡北陈村据点、郑母镇关帝庙村据点的日本鬼子219人、伪军523人外,还有杜华梓的国民党益都县政府的武装,侯耀庭的二十二支队,王葆团的六旅,新编十五旅四团,十七旅六团一部分,共计2000余人。

    1940年春,中共益都县委建立后,县委常驻西南山区,距离敌占区益东平原地区100多里,中间地带多为顽伪和反动道会门所控制,交通极不便利,为了加强武装力量,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准备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县委决定,由刘明训同志主持益东地区的工作,并与何子健、陈曰谦等同志组成核心小组。
刘明训到益东地区后,首先选定群众基础好的吉林村为活动基点,然后与何子健、陈曰谦等同志研究认为首要的任务是组建抗日武装,发动武装抗日。

    当时益东地区的武装力量大都掌握在“民团”和“联庄会”等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区乡政权手里,也有一些地主家庭拥有部分自卫枪支,要想凭空掌握难度很大,只有设法打进这些组织或利用封建关系搞合作的名义逐步掌握。于是,他们以训练农民抗日为名,向“民团”和几家地主借枪,并分头动员了附近村庄的近200名青年农民和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有些大户人家主动献出了一部分枪支。一支拥有200多人、两支手枪、20多支长枪的抗日武装——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很快组织起来。刘明训亲自兼任大队长。

    第二游击大队建立后,一面整顿训练,一面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爱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全县较有影响的知识文化界人士,向各派武装宣传救国思想,推动他们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来。

    2、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打鬼子的故事

    这支活跃在益东地区的小型抗日武装,机智勇敢地袭击日本侵略者,书写出无数个传奇。

    (1)向“鬼子”借枪

    游击大队队员有了,可是枪支弹药不足。打仗没有武器怎么办?刘明训大队长认为还得向“鬼子”借。刚好新来的一个队员是郑母村地主家的邻居,向他报告了郑母镇中心村据点、赵坡乡北陈村据点、郑母镇关帝庙村据点的鬼子们不几天就去他邻居地主家蹭一次饭的消息。

    刘明训大队长认为这是向“鬼子”借枪的好机会。所以一有机会,刘大队长便揣着匣子枪带队员们来到郑母村地主家里,地主一看认识,鼎鼎大名的刘大队长,便赶紧张罗饭菜,队员们自然不客气,将一桌子鸡鱼肉蛋风卷残云般的吃个光。这边刚吃饱,那边“咚咚”又有敲门的,哨兵过来报“鬼子来了”。 队员们的匣子枪都“嗖嗖”地拔了出来。地主立即惊慌失措,挤出笑脸,请刘大队长到里房“喝茶”,意思是让队员们避一下,别在他家打起来。刘大队长也不为难地主,挥挥手,队员们都进里屋“喝茶”。那些鬼子也是来蹭饭的,在仅一墙之隔的两间房里,刘大队长在东屋“喝茶”,鬼子在西屋吃饭。这样遭遇的次数多了后,刘大队长一见鬼子来,不用地主劝,便给鬼子让个地方。等鬼子走后,刘大队长便给地主家留下饭钱,领着队员们跟上去,打鬼子黑枪,缴获枪支弹药,鬼子吃了不少苦头,一听到刘大队长的名子,腿肚子就转筋。

    (2)偷袭日军运输线

    日军控制的胶济铁路,是连接济南、青岛两大城市,横贯山东的运输大动脉,与邯济线一起构成晋煤外运的南线通道,中国北部、西部、南部各城市的货物到达青岛、烟台等港口,必须经过胶济铁路运输线。也是日军武器、物资经海运抵达青岛、烟台等港口的重要疏港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1月8日,日军侵占益都后,先后派兵对胶济铁路严加防守,把沿铁路两侧的村庄,组成护路村,强迫农民在铁路两边挖了深7米、宽5米的护路沟。不仅占去了很多农田,而且给铁路南北之间的交通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日军还在胶济铁路沿线和朱良、口埠、郑母、赤涧、大尹等村镇,拆除了大量的民房,到处修筑炮楼、设立据点,派重兵驻守胶济铁路运输线。同时,日军大规模的“清剿”和“扫荡”,给益东平原地区抗日军民带来严重威胁。

    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建立不久,就派出一支小分队,在夜色掩护下发动偷袭日军运输线——胶济铁路,他们在胶济铁路线上益都至谭坊之间埋设地雷,炸毁日军车厢两节,铁轨一段,使敌人的运输线瘫痪了三天。第二游击大队由于人员少、弹药少,为了方便行动都是用两支短枪,很少和敌人正面冲突。主要以偷袭敌人、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等方式开展斗争。他们经常在附近的胶济铁路上,打票车、截货车、扒铁路、炸桥梁,神出鬼没,经常切断日军运输线,给侵华日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他们的战斗,使敌人的运输线一次又一次瘫痪。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牵制住敌人,有力地配合了西南山区主力作战,而且夺取了众多的武器弹药、布匹服装等军事物资以支援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他们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和坚持抗战的信心。他们就自然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3)活捉并击毙日军翻译李毅

    在刘明训指挥的漂亮仗中,智擒日军翻译李毅可谓影响最大的一次胜利,驻益都县日军也为之震动。

    日军翻译李毅,30岁出头,戴眼镜,身材不高,肥胖。1940年以后,日军对益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 夏天,刘明训将游击大队队员化整为零,分散在老百姓家里。派到益东执行特殊任务的日军翻译李毅,以为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便寻思能劝降刘明训,为此他找来了刚俘获的游击大队队员黄绍远。黄绍远心想:要我带着你们去抓刘大队长是妄想,不过若凑巧遇到游击大队,或许能把李毅逮住。

    于是,黄绍远谎称自己是刘大队长的警卫员,带着李毅来到益东地区的潘村附近。临进村前,黄绍远对李毅说:“你带这么多部队,刘大队长看见还不跑了?”李毅觉得有道理,便将大部队留在了村外。

    其实,整个戏剧的导演者正是刘大队长。接到密报后,刘大队长在村口化装埋伏了六七个侦察员,假装帮老百姓锄地。当押解黄绍远的两名日军、4名伪军和日军翻译李毅等走到跟前的时候,黄绍远突然指着后面的一个人说:“这是日本翻译李毅。”于是,这位日军翻译李毅还未回过神来,一支手枪顶住了李毅的胸部,那是游击大队队员杨立芳的手枪,他大喝一声:“投降不杀!”李毅等日伪军来不及进入战斗状态就成了游击大队的俘虏。

    为避免被黄楼乡南霍陵村据点和谭坊镇状元桥村据点日军两面夹击,游击大队队员在得胜后不恋战,一面向被俘伪军作简短教育就地释放后,便押着两名日军和日军翻译李毅撤离战场。


    刚出村口,留在村外的日伪军部队即发现,连忙追了上来,日军翻译李毅乘机逃跑,被游击大队队员杨立芳一枪击毙。日伪军部队追到弥河崖,遭到在村外接应的游击大队第一、第二分队夹击,日伪军部队有所伤亡,不敢追击,只好用轻重机枪盲目射击。游击大队摆脱敌军,高唱着《游击队之歌》凯旋而归……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抢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抢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抢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抢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不久,刘明训大队长在执行任务中英勇牺牲。刘明训大队长虽死,但日伪军仍然惧怕他带领的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日军听说刘明训大队长的游击大队到了,便会摸着脑袋:“死了死了的”;伪军们口角,常以“出门打仗碰上刘明训大队长带领的游击大队”为咒语……

    此次战斗,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队员杨立芳等同志,在潘村一带化装成锄地的农民,乘敌不备,活捉日军翻译李毅,随后,将寻机逃跑的日军翻译李毅击毙。这一行动狠狠地教训了日本侵略军,使游击大队声誉倍增,在国民党部队面前也扬眉吐气。过去游击大队队员通过国民党部队的哨站时,都得被哨兵盘问,诸多刁难,这件事之后,游击大队队员通过哨站时,只要自报家门说是“游击大队的”,哨兵都会敬礼或竖起大拇指。

    (4)设计惩罚反共顽固派

    那时,驻在时家庄的国民党益都县大队和日军,炮多、机枪多、冲锋枪和卡宾枪多,火力之猛是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无法相比的。1941年春,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曾多次对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和县大队做争取教育工作,希望他们停止反共,一致抗日,但他们顽固坚持“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反动方针,枪杀共产党员,杀害抗战家属。

    刘明训大队长总想找机会给予反共顽固派以应有的惩罚。

    俗话说“天随人愿”,不久,刘明训大队长盼望已久的良机终于到来了!几天前,大队侦察员抓到一个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队员,刘明训有意让侦察员押着这位俘虏在游击大队驻地——吉林村南边的山岭上兜了几个圈子,然后到傍晚时分佯装松懈,让其逃走。这位敌队员逃回去后,立即向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长陈有道报告了刘明训大队长的位置。做梦都想立大功、巴结日军的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长陈有道,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报告日军并指挥国民党益都县大队,直向吉林村南边的山岭上扑来。千钧一发之时,刘明训借调虎离山之机,巧用翻边战术。他派出一支小分队,在夜色掩护下发动偷袭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和县大队老巢——时家庄。小分队,凭借队伍训练有素,战术动作纯熟,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队员体力强,冲锋格外凶猛,且骄横异常,以速战速决的战术,缴获了脚踏车数十辆及全部文书和县府印章,满载而归。

    那天夜幕降临,刘明训带领100多名游击战士,分头向吉林村南边的山岭上奔去,在通往吉林村的主要干道的有利地形处,分兵埋伏。向吉林村南边的山岭上扑来的国民党益都县大队和几个日军,赶到所谓的刘明训大队长的位置,却无人马。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于是转扑时家庄方向。又被埋伏在丛林中的游击战士打得晕头转向,狼狈逃窜。

    此偷袭战和伏击战,表现出刘明训大队长的英勇果敢和战术的灵活,给游击大队参战队员留下了难忘印象。

    (5)吉林村遇险,安然突围

    吃了大亏的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长陈有道,被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县长吴芳亭训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遭此失败后,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长陈有道怀恨在心,想伺机报复。

    为报损失踏车数十辆及全部文书和县府印章之仇,国民党益都县大队长陈有道蛊惑青州城的日军和郑母的日伪军100余人,于1941年夏的一天傍晚,包围了益都县南吉林村。夜幕降临了,吉林村四周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日军深知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善打夜战,一般不敢在夜间向其发起主动攻击。他们骄横地认为反正已对吉林村形成三道包围圈,早晚是囊中之物,准备第二天拂晓发动总攻。

    拂晓,开始进村搜索益东地区核心小组负责人和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的住处,企图消灭我益东地区核心小组和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

    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哨岗发现敌人进村,分头通知队员做好战斗准备,队员们利用平时训练好的巷战战术,在敌人防不胜防的情况下,突然发起袭击,一阵密集的手榴弹打死打伤日伪军数人,顿时,村内大街小巷,杀声和刺刀碰嗑声混成一片。经受过严格巷战训练的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以3人小组为单位,充分发挥掩体和射击口熟悉的优势,与日伪军进行逐街逐屋的游击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队员在当天上午先后掩护核心小组负责人刘明训和陈曰谦同志沿地道向村南边的山岭上撤退。队伍主力撤出时,何子健凝视着吉林村内冲天的浓烟烈火,青筋暴露,死盯不动,最后被两名战士强推南去。何子健在两名战士的掩护下,迅速边打边撤,安然突围。

    许多日伪军被打死在村子里。此时,吉林村的儿童团员急中生智,把点燃的鞭炮放到铁桶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让日伪军惊呆了……由于敌伪摸不透我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的兵力部署,他们毕竟吃过一次亏,见势头不妙,仓皇逃窜。

    三次大捷,打掉了日伪军的威风,有力地鼓舞了整个益东地区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勇气。

    (6)夜袭伪十区老鸦窝村乡公所

    为什么要打这个伪十区老鸦窝村乡公所呢?第一,这个乡公所政治上反动:伪十区乡长赵昌五是条地头蛇,反共急先锋:赵昌五极力效忠日军,曾先后拉拢我干部投敌,并经常配合日伪军“扫荡”。他还经常在周边任家庄村、塘坊村、萧尹村、樊家庙村、两县村、宿家庄村、南吉林村、孙家庄村、冀家庄村、柳渠河村、泉子村、仙庄村等村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第二,这个乡公所只有十几个自卫队员,十多条枪,几个老兵油子,多数是“土狗子”。他们认为有日本人撑腰,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平时打开大门睡觉,哨兵也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第三,老鸦窝村距游击大队驻地——吉林村2华里多路,队员对这一带地貌、道路熟悉,村内又有许多社会关系,可以收集敌人的情报和掌握敌人的动态,良好的群众基础是打好这一仗的有利条件。

    根据群众的意见要求,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队长刘明训及何子健、陈有时、赵志恒、杨立芳等研究认为老鸦窝村南面西面临沟,东面北面靠公路,易进易退,是歼灭伪十区乡长赵昌五的好地方,决定进行夜袭。

    8月的一天,黄昏后,在游击队驻地附近的吉林村南岭大庙里,游击队员与地方党员汇集,召开了战前动员会,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刘明训宣布了参战人员的分工:第一组为突击组,由何子健、陈有时带领,10个队员是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游击队老战士,他们是这次攻打乡公所的主力;第二组打增援,由赵志恒、杨立芳带领,10个队员也是会打仗的;第三组是后卫,除核心小组负责同志外,还有几个地方党员配合这次行动,并规定了行动时间、行动计划、进军路线和联络信号。

    深夜十一点半,游击队从吉林村南岭小庙出发,战士们手腕上都扎着一条白毛巾,行进在洒满月光的乡间崎岖小路上。有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战斗,难免有些紧张。刘明训大队长要求大家严守纪律,注意隐蔽,一切按计划行动。凌晨一刻多,队伍靠近老鸦窝村东南角小河边。

    老鸦窝村有四五百户人家,村子东西狭长,将近2里,一条小河自村东南向西绕村向北而过。为防备敌人增援,队伍在村头村尾各派了岗哨。突击组在何子健、陈有时带领下摸进老鸦窝村悄悄地接近乡公所时,住在里面的乡自卫队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只剩值班用的一盏小煤油灯,透射出微弱的光芒。乡公所坐落在村中间一个赵氏宗祠内,门口有一对石狮,一个敌哨兵抱着枪斜靠在石狮旁睡的正香。队伍逼近祠堂门口,最善于打快枪的八路军老战士拿起“德国造”,“砰”的一声,敌人应声倒下。

    突击组迅速冲进祠堂东营房,打亮手电,高喊“举起手来!” 东营房里的乡自卫队员,正挤在坑上睡觉,有的穿着裤头,有的赤身裸体,狼狈不堪。乡自卫队员们见到游击队队员站在面前,一个个吓得连忙爬起来跪在坑上举手投降。游击大队队员们迅速进屋把敌人的枪支收了起来,一屋子乡自卫队员成了俘虏。

    与此同时,攻击西营房的增援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6个乡自卫队员围住,其中一个躲藏在床底下,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不到10分钟,战斗结束。

    战斗结束了,却不见了正房伪乡长办公室的赵昌五。正在游击大队队员们全力搜索他时,忽然有一黑影向北窜去,“谁?”游击大队队员们大声问道。黑影并不答话,“砰的一声!”只朝后打了一枪。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刘明训举起枪来,朝黑影就是一枪,黑影应声倒下。游击大队队员们上前一看,击毙的正是作恶多端的敌伪乡长赵昌五。
此次夜袭伪十区老鸦窝村乡公所,缴获手枪、匣子枪各1支,长枪10余支,其它物资一宗。

    除掉了这个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欺压、敲诈群众的伪乡长后,广大群众都为之高兴,奔走相告,从而扩大了我党和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地方武装的影响。

    (7)刘明训壮烈牺牲

    冬初,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队长刘明训同志,到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孙家岭汇报完工作,赶回益东地区时,行至牟家庄附近,被反动的“红枪会”抓住,押送到朱崖敌伪据点。刘明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政治利诱,坚贞不屈。日本军官恼羞成怒,扬起寒光闪闪的东洋刀便向刘明训一刀劈去,刘明训机警地侧身一闪,避过刀锋之后又朝日本军官的脸上一口唾沫吐过去,破口大骂道:“你们这伙十恶不赦的强盗,中国人民自有收拾你们的一天!杀吧!……”刘明训壮烈牺牲了,但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和昂扬的爱国精神如昭昭日月,永照人间!

    (三)胶济铁路北、益北地区益寿临广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日本侵略军在四边地区的朱良、口埠、丰城、大王等村安设据点,每个据点约有1个小队的日军,1个中队的伪军,敌伪力量每区约达近百人。与此同时,张景月、徐振中、李青山、王砚田、成肇基等顽固派也逐渐将各自的势力向这一地带延伸,使四边地区形成了敌友(顽)我穿插交错、艰苦复杂的斗争局面。

    1.段村三个农民砸死一个日本骑兵

    益都县城以北的北段村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又是青(州)垦(利)公路必经之地,是那时南京到北京间一条比较重要的交通道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也为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青(州)垦(利)公路到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益都县城的重要通道。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躲避匪盗祸乱,村里曾经围村筑起了5米多高、1米多厚的围墙。墙上修了炮楼、炮眼,很是坚固。日军入侵青州后,日本人在村东南方向北阳河西岸的朱良安了据点,共产党则在北阳河东岸东朱鹿一带活动频繁,北段村成了敌占区和抗日游击区的“拉锯区”。杨国夫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挺进益都后,许多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村里成立了青抗先、儿童团、自卫队,抗粮抗捐抗日伪顽。朱良据点的汉奸杨荆山(外号杨勾鼻子)曾多次到村里替鬼子要钱、要粮,都被村民打跑了。北段村也就自然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8年1月17日拂晓,日军经过广饶县沿青(州)垦(利)公路南犯,沿路村庄的老百姓闻讯后,异常惊恐,相率逃散,十室九空。北段村也不例外。当时虽然大部分群众逃离居住地,但也还有个别群众因各种原因留了下来。北段村的教师刘旭广、赶马车的刘汉章、农民刘正明等人就未逃离家乡。

    日军经过北段村附近时,一个日本骑兵发现北段村村民刘汉章在公路附近的坟地里遛骡子,于是想夺走这匹骡子,被刘汉章发现,刘汉章跳起身,打算去牵骡子。他还没走几步,就看到那个鬼子兵,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骑着马向这边走来。显然,他已经看到了这匹骡子。相距不过五百米,刘汉章急忙把骡子牵到一个坟头的西边,把那头大骡子拴在一块石头上。当他回来时,那个鬼子兵已经离坟头不远了。鬼子一边跑,一边哇啦哇啦地叫着,也听不懂他说些什么,看行动是想要抢走那头骡子。

    那时,过的是亡国奴生活,在那群禽兽不如的日本鬼子面前,人们的生命财产,是没有任何保障可言的。刘汉章上前去用手势给他解释,但不起任何作用,被鬼子一下子推了一个趔趄,险些跌倒。刘汉章知道,在禽兽面前是无道理可讲的,有多少善良无辜的民众,无缘无故地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可是现在怎么办呢?情况十分紧急。

    正在这时,那头骡子从坟头的西边跑了出来。那个鬼子看见了,哇啦哇啦地狂叫着,舍了刘汉章便向坟头西边追了过去。当时的骡子,在农村那可是农民的全部衣食所靠,一半家产,怎能啥的让鬼子抢走呢?所以,刘汉章也就急忙撵了过去。

    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性:不管平时他多么胆怯怕事、懦弱无能。但是,到了一个特定时间,一个特定环境,他被压得或者惊吓得无法再忍受了,便会从内心、从肌体爆发出一种精神,一种能量,一种不可抗拒的,甚至事后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 “英雄气概”,那时,他真敢上山打猛虎,下海斗跤龙,真敢把皇帝拉下马来,刘汉章就是这样。

    形势急迫,不容他多想,他急中生智,心里想如果能够引鬼子进村,利用建筑物和街巷熟悉的优势,就能甩掉鬼子,甚至可以干掉鬼子,保住骡子。

    刘汉章赶着骡子在前边跑,日本鬼子就在后边追,鬼子一边跑,一边哇啦哇啦地叫着,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刘汉章一口气跑到村口,正碰上刘旭广和刘正明两个人。从小就在一起玩惯了捉迷藏游戏的刘旭广和刘正明见状,与刘汉章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三个农民均已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三个农民一起巧妙地将鬼子引进了一条死胡同,然后,顺势将鬼子拽下马来,夺过马匹和枪支,将其用石头砸死,投入村内一井中,解了恨,出了气。然后,擦掉地上的血迹之后,便挎着长枪,牵着骏马与骡子,顺着街巷向村西跑去。

    路上的鬼子,在那里等人好久不到,知道情形不好。他们便舍了车马,六七人一齐奔向村中,找了几家见没有人,就发疯一样纵火烧了几家房屋,村中很快成了一片火海。可惜的是在日军焚烧民房时殃及鱼池的村中一寺院(唐代铁塔寺)旧址也未幸免。
……

    2.纸坊伏击战出奇制胜

    在青州市高柳镇政府东北约4公里处,有一个名叫纸坊村的普通村庄,然而,就在这个不起眼的村庄周围,曾打过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纸坊伏击战,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最初打的几场胜仗之一,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有力地鼓舞了益北地区人民的抗日斗志,在益北地区人民的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日前,记者来到了纸坊伏击战的旧址,在眼前的那片荒草地上,放佛看到了70年前战士们浴血抗击日军的场景。

    1939年2月,“太河惨案”发生后,活动在益都县北部地区(简称益北地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命从益北出发,挺进淄河流域,参加反顽作战;回师后,为继续阻击和迟滞日军向鲁中地区进犯,在益北纸坊村伏击日伪军,毙伤20余人。

    日军入侵青州后,日军在益北地区增设了朱良镇朱良村、阳河乡彭家村、高柳镇杨家庄村、阳河乡南星落村、阳河乡高家村、阳河乡八户村、阳河乡马庄村、何官乡张高村、何官乡臧台村、王母宫乡张孟口村、杨家庄乡杨家庄村、口埠镇口埠村等据点,还在益(都)广(饶)公路上繁忙运输,支援晋东北、华北之日军向鲁中地区进犯。

    为执行清河区党委“关于粉碎敌人对我根据地扫荡、蚕食的阴谋,集中一切力量积极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我清河八路军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以多打小胜仗,活捉日本鬼子,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其时时处于被动挨打之中。

    为继续阻击和迟滞日军向鲁中地区进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杨国夫决定在益(都)广(饶)公路上再打一次伏击战,待机打击南犯日军。这条公路由于年久失修,加上洪水暴发、沙石冲击,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似路非路,似河非河,不便于机械化部队运动。杨国夫司令亲自指挥,率干部察看了地形,伏击战的地点选定在靠近益(都)广(饶)公路的纸坊村。但是,这里益(都)广(饶)公路两边的大村庄很少,不容易隐蔽部队,可掩护出击的河沟也不多,而且离朱良镇朱良村鬼子据点只有不足十里路,便敌增援,封锁消息比较难。可是,与益(都)广(饶)公路沿线其他村庄相比,纸坊村位于益(都)广(饶)公路东侧的北阳河东岸,东侧,是北赵家村,南侧,是张郭庄村和东朱鹿村(益都县委驻地),北侧,是西马庄村和东沈家村,隔岸以西偏北是前寨村和后寨村,西南侧,不到10里路就是朱良鬼子据点。该村地形复杂,多抗战壕沟,如同“八卦阵”,便于隐蔽和出击,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伏击战场。

    杨国夫司令决定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的全部和益北大队(亦称第四大队)的主力,分别在纸坊村以西的前寨村和后寨村一线壕沟设伏。第三支队为右翼队,益北大队为左翼队,各派出一支部队到益(都)广(饶)公路以西的段村、北段村一线壕沟埋伏,防敌逃窜,同时,占领有利阵地,阻击朱良镇朱良村鬼子据点增援和准备打击回援之日军。第三支队抽出几个连在西马庄村、东沈家村、北赵家村、张郭庄村等地设伏,阻击可能由北东南三面鬼子据点增援之敌,并掩护该支队左翼的安全。益北大队主力集结在第三支队右后方之前寨村和后寨村警戒,阻击可能由阳河乡南星落村鬼子据点东援之敌,以保护我伏击部队右后方的安全。

    各部队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思想动员和战前准备。八路军战士和益北大队队员一听说要打打仗,劲头更足了,纷纷做好行军和战斗准备工作。指战员们斗志昂扬,怀着对敌伪的刻骨仇恨,个个摩拳擦掌,表决心,争取担负最艰巨的任务,一致表示:准叫敌人有来路,没有去路!

    入夜以后,当八路军第三支队的战士们到达目的地时,地处公路边的纸坊,备受敌人的糟蹋,房屋早已被焚为灰烬。看不到一星灯光,听不到一点人声,黑暗中只有几堵断壁残垣还依稀可辨。面对这一片凄凄惨惨荒凉的景象,战士们怒火在心中熊熊燃烧,热血在胸中急速奔流,誓要敌人以血来偿还。

    刚刚布置就绪,就听到从西北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汽车马达声,再抬头一看,果然发现了在黑暗中显得特别炫目的汽车头灯的亮光。原来这是敌人的一个汽车运输队,车厢上没有盖棚布,借助车灯的光亮可以隐约看到每辆车上都有十几名押运的士兵,连敌人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已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

    杨国夫司令果断决定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放过其先头主力,截击敌人车队的尾部,战士们情绪高昂,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子弹上了膛,刺刀出了鞘,手榴弹拧开了盖,在黑暗中两眼直盯着从面前慢慢爬过的一辆又一辆敌人的军用汽车,恨不得一口气把敌人消灭干净。汽车一辆又一辆过去,指挥员的枪声还没有响,许多战士心急如火,耐着性子静候着战斗命令。当敌人汽车大部队开过去、尾部进入伏击圈时,“出击的时候到了!”叭叭两枪,响起了振奋人心的信号枪声,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这是杨国夫司令发出战斗信号。刹时间,全线一起开火,杀声四起,轻、重机枪,手榴弹和我们益都县东朱鹿村兵工厂制造的小炮一起怒吼,一发发带着战士仇恨的子弹、榴弹、炮弹,像狂风骤雨一样地从公路两边飞向敌人。清脆的机关枪声,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在轻重火器掩护下,随着炮弹落地爆炸,埋伏在前沿壕沟的战士们发出一声吼“冲啊!……”呼啦啦一会儿就如疾风一样从两侧壕沟冲上了公路,像猛虎扑羊般杀入敌群,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同时,化装隐蔽在田间的战士们也都占据了有利地形向敌人射击,沿北阳河上下至益(都)广(饶)公路一带一片爆炸声。敌人遭到突然袭击,立即慌成一团,一面进行还击,一面开足马力强行冲过火力封锁线。只20多分钟的激战,一部分敌人被歼,一部分敌人像丧家犬似的向南慌忙溃逃。

    这次战斗共击毁日军运输汽车3辆,毙日伪军20余人,伤日伪军百余人,缴获轻、重武器等战备物资一宗。当我们押着那些鬼子和伪军俘虏进到后方的村庄时,庄头和路边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村民和欢腾雀跃的儿童。他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自己的队伍,庆祝我们的伟大胜利。当一长串鬼子、伪军拖着蹒跚的步伐,经过他们面前时,人群中立即发出了切齿的咒骂声,不少人伸出拳头,要向这些害人虫讨还血债。

    当战斗开始,敌人尾部汽车被炸之时,先过去的敌人妄图调头救援,但由于益北大队战士在陈毅斋大队长,陈建秋副大队长,韩平生政委的指挥下,陈景三率领的一中队长,李梦鼎率领的二中队长早已分别占领益(都)广(饶)公路以西的两个制高点,用密集的火力封锁道路,并对各自的目标进行猛烈射击,整个公路两侧充满了“轰轰轰”的巨声枪炮声,简直可说是各种武器合奏的交响乐。前方援敌根本无法往回靠近,又不知我部队兵力虚实,加之路面狭窄不一,坑洼不平,汽车难以调头,不得不仓皇逃窜了。

    不多时,纸坊周边日军据点的日伪军得到情报后纷纷出动,赶快往纸坊方向赶来,到纸坊周边地区就开始盲目狂轰滥打,不时传出几声枪响。等他们赶到纸坊村时,我参战部队已撤出战斗,安全转移了。  

    纸坊伏击战出奇制胜,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凶残气焰,使敌人心有余悸,平时不敢轻意出来,有些据点的敌人也偷偷摸摸撤走了。此战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八路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我益北抗日军民的战斗士气,为八路军开辟益北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的贡献。

    3.岳家庄村公路西侧公路伏击日军车队

    1939年2月,根据中共清河特委指示,陈毅斋将陈景三带领的益都县游击中队和临淄县大马岱村共产党员李梦鼎领导的一支武装,合并为益北大队(亦称第四大队),共近百人。陈毅斋任大队长,陈建秋任副大队长,韩平生任政委,辖两个中队。陈景三任一中队长,李梦鼎任二中队长。益北大队主要活动在青州铁路北阳河至青州至临淄交界的苇子河一带,配合活动在益北地区的杨国夫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打击敌人。

    位于今东辛公路(原辛石公路)东侧的临淄区敬仲镇岳家庄村,系临淄北去必经之处。3月中旬,陈毅斋大队长派侦探通知辛石公路沿线尤其是岳家庄村的内线调查日军汽车运输队的行车规律和押运兵力情况,以便寻找机会伏击日军汽车队,不久,益北大队得到密报,敌人的汽车队大约有辎重兵40人,特务兵80人,伪军100人护卫,当晚6点从辛店出发开往石家庄输送衣服、粮食和弹药,按车速推算,半夜即可到达益北大队活动范围内。

    陈毅斋大队长得此情报后,立即报告三支队十团。杨国夫认为必须巧妙设伏,出奇制胜,阻止日军战略物资北进。于是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与陈毅斋大队长召开敌情分析会,杨国夫认为岳家庄村在辛(店)石(家庄)公路东侧,村西有茂密的树林利于埋伏,村东附近就是苇子河,便于撤退;又是日军汽车队前往石家庄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军伏击日军汽车队的理想之地。于是决定选择在临淄区敬仲镇岳家庄村附近作伏击地。杨国夫当即命令:十团一连与陈景三带领的一中队在岳家庄村南边沿公路线东侧埋伏,准备袭击日军汽车队尾;十团二连与李梦鼎带领的二中队在岳家庄村北边沿公路线东侧埋伏,要用铁耙、铁丝做几个路障,准备袭击日军汽车队头;十团三连与指挥所人员和陈毅斋大队长带领的部分民兵乘机将日军汽车队拦腰斩断。

    遂即,各单位迅速跑步进入伏击地区阵地。战士们为了搞好隐蔽,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有的钻进灌木丛,有的钻进草木丛,有的用野草和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有的藏在土坎后,人人严阵以待,大家摩拳擦掌,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果不其然,半夜时分,日军汽车队,打着太阳旗,亮着车灯毫无顾忌地由南而北开了过来,连同随行的护卫队,也趾高气扬很不在乎。明亮的月光下,他们一副凶神恶煞的嘴脸暴露无遗,尤其是开在最前面的那辆车,鬼子的眼神透过机关枪虎视眈眈,后面车上的鬼子倒轻松很多,谈笑风生毫无戒备。待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内,两头首先打响战斗,因十团二连与李梦鼎带领的二中队击中头车车胎,只听见汽车发动机怪叫而不能行驶。紧随其后的车辆也挤在一起,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日军未料到会有这突然的截击。杨国夫与陈大队长心中暗喜,命令部队用榆木炮加机关枪、手榴弹的混合火力向装备精良的“大日本皇军”发起了攻击。

    刹时,平静的辛石公路上骤然枪声大作,掷弹筒、手榴弹,机关枪、步枪犹如天降狂风呼啸般地发作,狭窄的公路上转眼间就变成了火海。枪声、炮声震天动地,慌乱的鬼子兵这时才反应过来,日军仓促下车以汽车为依托展开殊死的应战,护卫队则躲在汽车底下进行反击。这时,一辆汽车着火了,接着又一辆汽车爆炸瘫痪。此刻,只听得一个日军翻译十万火急地嘶着嗓子大喊:“快撤!快撤啊!于是,已经惊慌失措的日军撒腿飞奔而去……

    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虽然战士们做了充分的埋伏和准备,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从未见过日本人,更不用说面对面地战斗了。这次的战斗,跟他们预想的不太一样。队员们因为缺乏实战经验,数人中弹牺牲。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毙伤日伪军百余人,打毁汽车8辆,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

    随后,战士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将岳家庄村西公路挖断、小桥拆毁,以阻止日军车辆通行。

    此战不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切断了日军由辛店经临淄区敬仲镇岳家庄村至石家庄的后方补给线,而且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斗志。

    4.东朱鹿村的女英雄们

    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无数的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特别是那些女英雄们,她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捍卫着祖国的尊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正是她们牺牲了美丽的青春和如花的容貌,才换来中华民族的解放,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她们虽然已经渐行渐远,她们昔日的荣光已被锁进抽屉,只是偶尔有人说与后辈听。然而,近年来,笔者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接触过几位当年曾在东朱鹿村战斗过的老同志。老人们说起当年事,依旧是激情满怀,他们的讲述,也让史料上枯燥的记载鲜活起来。现根据掌握的资料,并加以考证,撰写了《青州抗战故事——东朱鹿村的女英雄们》一文,记录一些即将逝去的记忆,追思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让享受着和平安宁生活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些为共和国的建立而出生入死的人们,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有名的或无名的革命先烈们吧!

    于素梅,女,益都县(青州市)东朱鹿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送独生女儿参加革命队伍。东朱鹿村位于今青州市高柳镇的北阳河东岸,是潍坊共产党员最早开展革命工作和进行革命斗争的地方之一。

    1938年1月8日,日寇侵占青州后,5月,刚刚建立不久的隶属中共鲁东工委的中共益都县委(1938年1月至1938年5月)从城东的大陈村迁到地处益都县七区北部,与日军朱良据点隔北阳河东西相望,仅三华里的东朱鹿村开辟抗日根据地。同月,中共鲁东工委宣传部长杨涤生等东朱鹿村主持建立中共益都中心县委(1938年5月至1938年6月),指导寿光、临淄、广饶等县工作。主要领导人李云鹤任书记、胡维鲁任组织部长、彭瑞林任宣传部长不变。同年6月,李云鹤、彭瑞林调离,中共益都中心县委撤销,改建中共益都县委(1938年6月至1939年10月),胡维鲁任书记、陈凤九任组织部长、刘春圃任宣传部长、王宗东任民运部长,隶属中共清河特委。1939年10月,建立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驻地城北赵家营村。中共益都县委撤销。

    于素梅,性格外向,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党无限忠诚,她积极投身益都县敌后抗战工作。为了有效地监视敌人的行动, 村妇救会组织妇女们轮流在村西北阳河岸堤坝上边纳鞋底边注意观察敌人的动静,她都积极参加,一旦发现有敌情, 妇女们就以“呜嗜,呜嗜”一连窜的撵鸡声为信号,一传十、十传百地通知村里。同时,男人们参加游击队作战训练,她们成了村里生产支前的主力军,赶集上店购买物资保证后勤供应,下地种庄稼,纺线织布做军衣,站岗放哨捉特务,还给部队运粮运物运给养。她们有个口号:“男作战,女生产,立大功,万古传。”

    在工作中,她与县委主要领导人李云鹤、胡维鲁、彭瑞林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深受上级领导的高度信任和器重。

    为了便于同寿光、临淄、广饶等县党组织的联系,受上级领导安排,于素梅临危受命,任地下交通联络员,在村党支部的培养教育下,很快成长为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1939年夏,经组织考察决定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党员。

    她入党以后,革命干劲儿更足了,经常与我方游击队、民兵自卫团、农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武装一起,夜间潜入敌伪驻处,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并积极组织参与救护八路军伤病员,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联系工作,成为我地下党组织的“眼睛”。

    1941年,在日军对我益北抗日根据地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伪徐振中部积极配合日军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抗日活动。由于叛徒告密,女共产党员于素梅身份暴露。5月23日晚,极端仇恨我抗战军民的伪徐振中部营长陈锡三,因其姘妇之兄被我地方武装击毙,气急败坏的陈锡三率部闯入东朱鹿村内,将经常掩护我地下党员,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四边县有名的支前模范——东朱鹿村地下女共产党员于素梅、尹法贤等3人逮捕。

    于素梅被抓后,在审讯中,敌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旨在让她“转变”,她只报以轻蔑嘲笑,不予理睬。陈锡三气急败坏,敲着桌子嚎叫起来:“我只要你说4个字‘愿意转变’!” 于素梅怒目圆睁,义正辞严地斥道:“我是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倒是你们这一帮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陈锡三气得瞠目结舌,暴跳如雷,继而恼羞成怒,对于素梅严刑拷打,让她供出县委和八路军藏身之处,面对敌人的残暴,于素梅坚贞不屈,并义正言辞地揭露陈锡三叛党投敌,为日军效劳的罪行。恼羞成怒的陈锡三当场砍下了她的左臂,她仍痛斥不止,高喊“打倒汉奸!”,“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最后壮烈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于素梅被敌人多次使用酷刑,仍然保持气节,未曾吐露组织的“一字一句”,是一名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也是当时女中青年人的学习楷模。

    翌日,穷凶极恶的陈锡三又将东朱鹿村妇救会长张淑贞等6人抓去,惨杀于村西河滩上,尹卓然之妻怀孕8个月,也未幸免,被剖腹杀婴,暴行惨状,目不忍睹。因是日为农历4月28日,当地农村人亦习惯称其为“四?二八惨案”。
在穷凶极恶的虎狼面前,张淑贞等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来不及梳理有些零乱的头发,美丽而妩媚,她们镇定自若、安详不屑、甚至面带微笑,不失自信和威严,从容不迫,无所畏惧,对日伪军极度蔑视,表现了民族自强不息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这些东朱鹿村的女共产党员们,有的还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无比忠诚。她们虽然牺牲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没有与我们共享胜利欢乐,同闻玫瑰花香,可是,她们的血没有白流,和其他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一同化作阳光,变成雨露,滋润了祖国大地,滋润了当时那些祖国的女中青年人,使许多女中青年人擦干了眼泪,积极投身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洪流中……

    5.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特务大队配合主力部队英勇作战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无数有识之士,尤其是莘莘学子弃笔从戎,纷纷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贡献自己的力量。70年过去,回顾抗战时期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是为了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发愤图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1939年1月8日,中共益都县委召集抗日救亡团、基干自卫团和儿童团部分团员,在东朱鹿村陈家老坟开会,宣布成立了益都县游击中队,任命陈景三任中队长。益都县游击中队,共40余人,大都是东朱鹿、杨家营、台后、阳河、前后寨、段村、纸坊、郭家庄等村的进步青年。1942年2月,中共清河区党委、军区、行署决定撤销益寿县、广饶县,重建中共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并将广饶县大队和寿光县大队中的一个中队合并组成四边县独立营。1942年8月,益寿临广四边县独立营编入清东独立团后,为贯彻山东军政委员会“坚持和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根据主力地方化的要求,中共清河区党委和军区决定,从主力部队抽调骨干成立四边县特务大队。从军区抽调21名班、排骨干为骨干,区、乡党政干部为基础,组建各区分队(即武工队),清河军区特务营营长陈景三调任四边县特务大队长,陈瑛任教导员。11月,四边县特务大队长陈景三在临二区南蓬科村被捕。中共清河区党委和军区决定,陈瑛任大队长,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书记李荆和兼任大队政委。四边县特务大队辖直属队和三个分队,陈汉三任一分队长,霍慎斋任指导员;李玉春任二分队长,耿子甫任副队长,杜济民任指导员,郭晓光任副指导员;刘伯祯任三分队长,刘仁山任指导员。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益寿临广四边县特务大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和后备的主要力量,他们保护群众、习武练兵、配合作战、瓦解敌伪,积小胜为大胜,使敌人四处遭袭、处处碰壁,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

    (1)加强练兵  根据山东省和清河武委会的指示,从1943年开始,根据地的民兵每年都进行一次冬季整训,除了组织整顿、政治思想和尚武精神教育及一般制式、队列、投弹、射击训练外,地雷爆炸是民兵的重点训练科目。整训一般从当年11月到来年3月春耕前止,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每周集合2次,每次训练2小时。为了发动组织民兵反“扫荡”、反“蚕食”,保卫益寿临广四边县抗日根据地,1943年4月,四边县武委会在东朱鹿村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民兵干部地雷爆炸技术训练班。从各区选派了30余名民兵干部前去学习。学习班除重点学习地雷爆炸技术外,还学习了山东军区对民兵提出的“避强击弱”、“避实击虚”、“速打、速决、速走”、“打赚钱仗”、“打、走、散、躲互相联系”等战术原则。学习班结束后,各区迅速组织起民兵爆炸队,以点带面,使地雷战和麻雀战逐渐开展起来。为了推动民兵地雷爆炸战的广泛开展,四边县武委会于1944年4月在东朱鹿村召开四边县民兵骨干分子比武大会,对比武优胜单位进行表彰,号召民兵力争“红五月”创造杀敌新纪录。

    (2)建立兵工厂  四边县特务大队在搞好军事整训的同时,还注意加强武器装备。由于枪支弹药奇缺,四边县特务大队多是汉阳制造、老套筒式、性能较差的武器装备,区中队更差一些,且常常配备不足,民兵的更加简陋。为了解决武器装备差和弹药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鼓励大家通过战斗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来补充;另一方面自力更生,在缺人才技术、缺设备器材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土法上马,自办小型兵工厂来解决一部分。于1939年10月,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在东朱鹿村建立了战时重地“兵工厂”,由尹炳章、陈凤山负责。“兵工厂”经常流动在高家庄、南星落、曲屯等村。还有部分区也建立了小型兵工厂,主要是修理枪械、制造地雷等。1942年,该“兵工厂”与牛头镇清东地“兵工厂”合并。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支,制造大刀、长矛、手榴弹、地雷等武器。一切生产过程都是手工劳动。开始五六个人三四天才能造一条枪。后来,人多了,技术熟练了,设备也改善了,一天能造一条枪。枪的性能也不断提高。“兵工厂”分为5个组:机修组,专门修理枪支;翻砂组,专门铸造手榴弹;木工组,负责制作枪杆子等等;白铁组,负责白铁等材料加工;后勤组,负责材料供应。当时的生产水平很低,主要是修理枪支,土法制作步枪,子弹、手榴弹、大刀、长矛、地雷等。步枪子弹制作过程,首先将收集来的废子旧弹壳,冲出废泡,再用铜元砸成薄片,做出炮子,安装到废子旧弹壳上,然后用铜元砸成的薄片卷成子弹头,装上炸药,就做出了子弹。手榴弹制作过程,是将收集的废铁,熔化铸成弹壳,装上用硝酸等材料制作成的炸药,就做出了手榴弹。研制炸弹,地雷,导火索等武器。用三阳牌火柴,7-8支一小捆,与自造的小铁锉弄在一起,铁锉上涂上油漆,加火调匀后,再调上糊状的炸药混合物,待干后既成。一拉导火索,五秒钟就可爆炸。他们还研制了五0小炮。经过发射实验非常成功,在攻打臧台据点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兵工厂” 的战士们在严酷的形势下,一方面要躲避敌人的打击,另一方面还要保证生产,从回收弹壳、化铁、配药、到试验,每天生产10多箱手榴弹和子弹。从简单的修枪械到翻新仿造枪炮弹药,以及后来发展到造炸药、地雷,从手工生产发展到用简单的机械设备。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说起“兵工厂”,东朱鹿村家家户户都会制造鞭炮,这便是得益于这个“兵工厂”的益处。据老同志们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天,日伪军一行人马到村子四处烧杀掠抢,益都县委的干部急中生智,把点燃的鞭炮放到铁桶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把日伪军吓跑了。后来,村民们为响应杜绝个人滥制烟花爆竹的号召,才放弃了这一手艺。但“兵工厂”在战争时期承担了当时寿光八支队、临淄十支队、益都六大队的军火弹药供应,在当时起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3)配合作战  1944年,敌后战场转入局部反攻。我军清河军区主力部队,在四边县特务大队的配合下,连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取得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2月7日,四边县特务大队二分队副队长耿子甫和魏呈华率部,在吕家庄伏击孟集据点伪军,全歼一个小队30余人。3月7日,临城、石槽盛日伪军,到临二区上庄一带扫荡。原清河军区直属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李丕功带领主力部队的一个连,在四边县特务大队的配合下,予以截击,将敌击溃,并追击十余里,又将临淄县日军顾问官山门馨击毙。5月下旬,在吕家庄伏击战中,我全歼伪中队长以下4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敌无一漏网。5月末,为了保卫麦收,反对敌人的抢粮计划,四边县特务大队二队对临淄伪军王砚田部到北率王庄的抢粮队,发起突然袭击,敌仓皇逃窜。部队把敌人抢到的粮食、牲畜、衣物等全部截获,发还给群众。接着又深入到广饶县城近郊莲花店一带,袭击刘乃善的伪镇公所,打击了敌人的抢粮计划。7月上旬的一天夜里,刘仁山带领四边县特务大队三队,在高卜纸到刘堡的公路上埋设地雷,炸毁敌汽车1辆。

    7月20日,渤海军区夏季战役攻势开始,军区的作战计划把四边县地区作为战役攻势的突破口。21日,在军区主力部队的策应下,驻扎四边县的“灭共建国军”第八团2000余人,在王道司令的率领下,在丰城毅然脱离日军,光荣起义。与此同时,广饶县伪警备队第六中队长苏景三,经过我军长期的争取教育,带队在高卜纸反正。此刻,广饶县城之敌尚未发觉,四边县特务大队的特派员黄金龙带刚反正部队的一个分队奔向孟集,到据点时,黄金龙等声言天热口渴,要点水喝,乘机顺利地进入炮楼,乘敌人不备,再次智取孟集据点,将孔庆祥为队长的一个伪警备中队全部歼灭。炸毁炮楼,平毁了据点。22日,军区直属团在四边县特务大队的配合下,包围延家集李青山部的4个连,激战一昼夜,毙伤伪官兵15人,俘300余人。同日夜,四边县特务大队又攻克十里堡据点。仅两天的时间,从寿光到广饶公路沿线十余个据点全部攻克,控制了该路段40余里,广大地区重获解放。

    苏景三率部起义后,我军命令编入四边县特务大队二中队,任命苏景三为副大队长兼二中队长,李守勤为副中队长,郭钦为指导员,并扩建寿五区中队,由冯金壁任副队长,后由刘伯诚任队长,刘学章兼指导员。

    为了扩大战果,四边县特务大队二中队副队长李守勤、分队长李文才带一个班,于7月末,深入广饶县城与梧村之间设伏,击毙伪中队长魏某某,俘士兵2人,缴获长短枪3支。

    在王道部队光荣起义的影响下,四边特务大队加强对敌伪军的政策宣传,对起义参加我军人员,一律不咎既往,一视同仁。伪孟祝三部排长赵宗尧8月8日带领8人,长短枪11支向四边县特务大队投诚。伪徐振中部临二区刘俊英带10余人反正编入特务一队。耿子甫带特务二队,在广饶城南二里处伏击回梧村据点的伪军,争取了伪军6名反正。

    初冬,日军左腾部队纠集伪张景月一团、四团、二十七团2000余人,于10月28日对寿光五区进行扫荡,又占丰城,重修据点,并妄图再次打通广寿公路。四边县特务大队为了牵制敌人,进行反扫荡,于11月深入寿光城附近,长途奔袭张景月二团住二皇庄子的敌人,敌逃往蔡王二营据点,我俘获人枪各1。归途中,四边县特务大队在北张楼村遭张景月特务队的截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敌队长张浩等4人被我击毙,俘43人,缴长短枪40余支。这次战斗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不久,张景月部排长王子丰带一个班,向我投诚。11月,寿五区中队在刘学章的带领下,奔袭张楼伪乡分队,俘敌11人。之后,又深入到潘曲,捣毁伪乡公所,俘敌7人,缴获步枪2支。我特务二队,西越淄河配合临淄县大队,再克梧村据点,俘警察30人,缴枪20余支,消灭一个伪警察所。进入冬季,广饶县城敌伪,已无力到各区设据点,而改为集中兵力对四边县进行扫荡,每月均有数次,多次进入到大王桥、邓范乡一带。

    至1944年底,四边县抗日根据地形势基本好转。1942年7月1日后,敌伪新修的据点全部被拔除,原有据点多处被攻克,还平毁了封锁沟。这样,抗日根据地有所扩大,并同寿光清水泊根据地连成一片。武装力量也大大增强,四边特务大队已发展到两个中队,各区均建立了区中队,每队扩大到30人至50人。

    1944年冬,渤海第五军区政委岳拙元到四边县检查工作。在王木匠庄,对各区及大队排以上干部作了形势报告。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宣布各区特务队,改为区中队。1945年,敌后战场转入反攻,敌人不甘心其失败,犹在作困兽之斗。3月,广饶县城伪军700余人,进占大王桥,四处扫荡半月之久。刘集村几乎被烧光。四边县特务大队在粉碎敌伪春季对边缘地区不断扫荡之后,以高昂的士气,迎来了新的一年。

    1945年5月13日,日军三角部队(一四一五部队)纠集刘佩忱、张景月、王砚田、李青山等部6000人,对四边县进行最后一次大扫荡。敌伪采取“以游击对游击”的战术。全部轻装,远距离奔袭,夜间行动,拂晓包围村庄,扑空后,迅速撤离,再杀回马枪,对四边县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四边县特务大队与敌展开反扫荡斗争,避开敌人的合围圈。当夜,四边县特务大队在研究敌情之后,苏景三大队长、朱秀三副政委带二中队移驻陈家官庄,距彭家庄之敌仅5里,便于观察监视敌人行动,相机及时摆脱敌人。15日拂晓,敌向陈家官庄进攻,形成包围之势。我军由于对敌情了解不够,判断有误,即向东北方向转移,经高卜纸时,与迎面来的敌人遭遇,前进部队被截断,陈汉三带一、二分队经延集、田家庄、裴家岭等村,均未突出敌人包围圈,于是,到菜园村集结抵抗。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经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陈汉三、苏寿田等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另一部分同志由大队特派员黄金龙带领向西南方向突围。在大王桥东街姓黄的群众家中,坚持战斗,直到最后牺牲。三分队先头部队在高卜纸与敌遭遇,因炮火激烈,前进路被封锁,便向北突击。经三贤庄子、徐家楼,转移到稻庄、石家庄子脱离险境。此次战斗,我一中队壮烈牺牲60余人。这是四边县特务大队建队以来,战斗最残酷、牺牲最壮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战士这种不怕牺牲、顽强战斗的精神,受到渤海第五军分区的通令表彰。

    6.智取石槽盛据点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断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更重要的是,抗日根据地破坏了日本当局的“以战养战”的梦想,使中国战场成为了吞噬日本有限的战争资源的无底洞。因此,到战争中后期,日本针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的局面,把主要兵力转而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向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在政治、军事上吸取国共十年内战中的经验,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有一个极为狠毒的一招,就是借鉴国民党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根据地的办法,建立堡垒封锁线,在各个要点安置据点,用来封锁限制我抗日军民的行动,控制巩固占领区,这个办法给我们抗日军民制造了很多麻烦。最困难的时候达到了“出门上公路,抬头见炮楼”的地步。于是日本鬼子的据点就成了日本侵略军统治的象征,成了抗日军民的眼中钉,肉中刺。拔掉日本鬼子的据点就有了巨大的实际和象征的意义。

    石槽盛据点自1942年春天由日军成功修建,到1945年,三年多来凭借石槽盛地势高、炮楼坚固、易守难攻的优势为害一方。据点里的日伪军共有近300人,周围挖了壕沟,进出用吊桥,一到晚上就摇起吊桥关闭大门。1945年夏天,石槽盛据点的日伪军吃了几次败仗后,像乌龟一样缩在碉堡里。这个据点,离四边县较近,就好象钉在我们眼睛里的一颗钉子。拔掉这个据点的任务,由驻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的清河军区直属团二营来完成。
二营接受任务后,为了拔除石槽盛据点,经过周密调查,充分准备,利用临淄伪警备队与保安团王砚田部的矛盾,于 6月30日,在四边县特务大队的配合下,智取石槽盛据点。

    部署二营两个连、二中队在外围设伏,准备迎击店子、皇城营、临淄城增援之敌。

    拂晓时,主力部队的一个排与一中队化装为保安团的便衣队,以伪军的内线李学林为向导。大摇大摆地唱着当时伪军中流行的小调:“三月里三月三,清明佳节把景观……。”来到据点前,哨兵大声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李学林答:“保安团的便衣队。”哨兵没有再盘问,便放下吊桥,让他们进据点,李学林顺手将哨兵抓住。那哨兵还以为人家和自己开玩笑,忙说:“别弄空头吧!”伪哨兵一开口,李学林随即拉出毛巾塞进了他的嘴。

    中队长刘良、指导员冀瑞光率领一组像猛虎一样直奔顶楼,冲进伪军宿舍。住在顶楼的伪连长听到有响动,只以为部下在捣鬼,拉着官腔嚷道:“搞什么鬼,还不睡觉。”他的话音刚落,帐门就被掀开了,中队长刘良命令他:“放老实点,快起来!”伪连长狼狈地拉起上装披在身上,慌乱得连鞋子也没有穿上,嘴里连声:“是,是。”有一个伪军爬起来刚要拿枪,当即被击毙。

    二组、三组随后跟上,各占一层,四组在楼下警戒。睡得正香甜的伪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便成了俘虏。

    五连的二个排也冲进据点,联合行动,押解俘虏。

    此时,驻皇城营之敌前来增援,遭我四连、五连与二中队聪明机智的战士们的迎头痛击,战斗相继展开了战壕守卫战、白刃战和冲锋战,四连、五连与二中队顽强战斗,不怕流血牺牲,在硝烟中阻击敌群,追杀援军,最后,援军被打得人仰马翻、四零五散。侥幸活着的,便连滚带爬地向皇城营内逃窜。

    战斗结束,我方歼敌120余人,缴获掷弹筒1门、轻机枪1挺、长短枪100余支、战马4匹、警犬2只。指导员冀瑞光率3组民兵将被俘的1个连伪军押回宿营地。第二组民兵将炮楼用炸药把它炸了个土崩瓦解,四分五裂。至此,石槽盛据点被连根铲除,拔掉了这颗眼中钉,开拓并巩固了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抗日民主根据地。

    7.臧台战斗

    臧台位于何关镇西部。臧台现存台高15米,台基长宽各近150米。抗战时期,这个地方约有方圆五六十亩地的地盘,是益北地区最高的制高点。

    抗战期间,国民党张景月部占据寿光,所属的徐振中顽固派,也不断在青州北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抗日根据地制造与八路军的磨擦。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抗日根据地位于清河抗日根据地的南部地域,包括益都县的六、七、八、九区与五区的部分村庄,寿光县的五区和四区的部分村庄,临淄县的二区和三区的部分村庄,广饶县的二区和四、五区的部分村庄;南北长约50公里,东西宽约40公里;抗日战争初期居住人口约20万。徐振中,原名徐成安,朱良村人,国民党中统特务。1938年年底,拉起一支300余人的队伍。经共产党员彭飞的积极工作,改编为八路军三支队十团一营,徐振中任营长。后受张景月高官厚禄的诱惑,叛变投靠国民党。并与日寇勾结,在臧台修筑据点。先在这个村庄里的两个十字路口修上了两个据点,据点里面四面都有岗哨,村里都掘满了壕沟,壕沟一直通到台顶上,台顶上面又修建了一个大型的碉堡,这个碉堡的四个方向,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有四个射击口,一有紧急情况,伪军徐振中部就从村庄躲到臧台顶上,对抗八路军。

    1940年10月8日夜,八路军清河军区主力部队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率部讨徐,在益寿临广四边县三支队基干二营和益寿县六大队的配合下,分三路进入臧台、东台、西台三村,对躲在藏台据点的日伪军进行分割包围。

    战斗开始,益寿县六大队选派会说益北话的突击队员,化装成清早下田的农民,分头接近日伪军两个哨所,刺死哨兵。随后,八路军清河军区主力部队先头突击部队的进攻队形成“三三制”,就是每个步兵班编成三个战斗组,每组三四个人,列成三角队形冲锋。当突击队冲到藏台据点前,四个射击孔吐出火舌,士兵们纷纷倒下。于是爆破组上,用大包的炸药开路,但爆破手也纷纷被枪弹射杀。在伤亡十几个士兵后,才将藏台顶上面的碉堡炸毁。台顶上到处是喷射的火舌......双方开始展开阵地争夺战,刺刀拼得嘁哩喀嚓,手榴弹像礼花一样在人的头上爆炸......

    战斗到10月10日佛晓,伪军徐振中部350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50人。最后,仅徐振中带领20余人化装逃跑了。

    此次战斗,对公开投靠十五旅张景月部和大肆宣扬所谓“曲线救国”,并依仗朱良据点日伪势力,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同志和抗日家属,还经常勾结日军对益寿县寿五区、阳河一带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围剿”和“扫荡”,残害抗日军民的顽固派徐振中部,给予了歼灭性的打击。

    徐振中没有想到,他在臧台之巅精心筑起的防御工事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便被攻克。当月下旬,益七区、寿五区的千余名民兵配合山纵基干二、三营,在李马村以东及臧台一带展开反顽斗争,迫使顽固派孟祝三部缩回张楼村以东地带,并再次沉重打击了伪军徐振中部的嚣张气焰。此后,徐振中继续流窜青州北部,收容各种散兵游勇,抓丁扩军,造枪造炮,又组建了一支千余人的武装。他坚决与共产党为敌,疯狂屠杀抗日军民......

    据亲历过烽火岁月的健在者回忆说,此次臧台战斗沉重打击了伪军徐振中部的嚣张气焰。但也埋下了伪军徐振中部制造东朱鹿惨案进行报复的种子。1941年,在日军对我益北抗日根据地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伪徐振中部借机报复,积极配合日军疯狂搜捕益寿临广四边县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抗日活动,尤其是当得知中共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领导到东朱鹿村后,于1月5日,益都县国民党投降派保安团团长徐振中带领朱良据点的日寇熊谷曹长、汉奸杨勾鼻子等300多人包围了益寿县东朱鹿村,驻在此村的中共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12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另有6名群众受伤。这就是当年在山东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轰动一时的东朱鹿惨案。因那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故又称“腊八惨案”。

    由于采取了以政治攻势为中心,开展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战略战术,青州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都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抗战的信心,推动了反封锁、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的开展,基本上粉碎了敌人封锁、“扫荡”和“蚕食” 青州各抗日根据地的阴谋。

    (四)青州抗日故事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家乡青州的一个个生动的抗日故事,我想这样的故事在全国日军占领的地方肯定有很多,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英雄和模范人物涌现出来。这中间除了我今天讲出的史实之外,还有许多传奇故事。这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抗日,为抗日战争贡献出了一份力量,我们应该牢记他们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可能我们无法回想起那个激战的场面,可能我们无法理解他们面对敌人的那种愤恨,可能我们还不能感受到失去国家和民族尊严的旧时代中国人对强大起来的中国的向往。像他们那样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还有很多,很多……无数的战斗英雄,为捍卫国家尊严和领土的完整,在一次次的战役中壮烈牺牲了;无数的民族英雄在面对敌人的猥亵、凶狠威逼和挑衅之下都昂起头来,因为他们坚信未来的中国一定强大!

    革命先烈为我们踏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革命先烈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难道我们还有理由推卸我们报国的责任吗?如今,我们作为跨世纪的一代,面对未来,祖国的前途无限光辉灿烂,我们更应该具有爱国之情和树立报国之心。当看到一个个英雄人物,用他们的高大身躯和渊博知识报效我们祖国时,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爱国情操的巨大动力。它才真正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念,它才真正是一个民族的象征。

    我们今天走的路,正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我们铺展开来的。历史的脚步又翻越了新的千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曾经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环境、战争、资源依然困扰着世界,我们如何抓住机遇发展自我强大自我,这是每一个青年学生都应思考并为之奋斗的。而每个青州人更应该具有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听从祖国的召唤! 不管走多远,遇到什么困难,取得怎样的成就,我们都不要忘记初心,继续前行。

    同学们,使人发光的不是衣上的珠宝,而是心灵深处的智慧。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忽视而又令人后悔的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珍惜时间,珍惜美好的现在,用我们的智慧和才干去完成新的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让长眠在地下的革命先烈能有更多的欣慰,让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今天,置身于当年的战场,聆听着组组前赴后继的抗战故事,我们不禁思绪万千:当年,我们的战士之所以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没有在刀光剑影中退缩,是因为,他们具有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理想,抱着这一理想和信念,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百折不挠,一往无前,最终战胜强敌,取得胜利。“青山处处埋忠骨,战地黄花芬外香”。现在,虽然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革命先烈那种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人民谋幸福的人生追求值得我们学习。他们那种舍生忘死、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先烈的爱国精神让我们动容,更应在我们身上延续。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就应该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踏着革命烈士的足迹,努力成为热爱祖国的一代,勤劳勇敢的一代,自强不息的一代,富有朝气和激情的一代吧!

    当前社会,广大青年要抵得住困难和挫折,更要经得起考验和诱惑,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广大青年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增强政治定力,在“你方唱罢我登场”时保持文化自信,在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胜利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

    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代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志勤学、刻苦磨炼,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当代青年一定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勉励,不负年华、不负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书写青春画卷。



    三、抗日战争对民族复兴的历史启示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一天,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结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这对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弘扬中国精神,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伟业,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坚定的决心和意志,经过14年的殊死搏斗,赢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启了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以弱胜强、团结奋战、勇于抗争、从甲午失败走向民族复兴的宝贵经验与历史启示。

    (一)必须有一个为国家民族自我牺牲的坚强领导核心

    近代以后,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政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的软弱涣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中国军民克敌制胜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时代先锋、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横行世界,贫穷落后的中国最早遭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却率先在世界的东方树立起不屈不挠、屹立不倒的抗击法西斯的旗帜,正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能为国家民族自我牺牲的领导核心的突出作用。

    1935年,日本法西斯制造了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国内形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为一年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铺垫,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迎接全民族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三项基本主张,并向全国声明: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合作抗日,共赴国难。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

    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给来华考察的卡尔逊交待了一项特殊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卡尔逊从上海来到山西,会见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人,先后考察了晋绥、晋西北、晋中、冀中等敌后根据地,并专门赴延安对毛泽东进行访谈。从亲身的经历中,卡尔逊得出一个论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必将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他有着同样判断的还有众多来到延安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史沫特莱曾激动地说:“延安使我兴奋,延安使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美国作家斯诺也写道:“在日本人阵线后方‘举起他们的棒子’来的,是不知疲倦的农民,是游击队。他们是看不见的,也是无所不在的。”

    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以及90多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反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代表者,是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能从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解放出来,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我们正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必须坚定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这是我们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

    (二)必须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先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如何在改编中保持红军性质和战斗意志,是此次改编的根本问题。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是要放弃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对此,毛泽东坚定地说,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再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共产党人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还要争民族的兵权。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始终保持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人民军队性质,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率领敌后军民英勇杀敌,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红军改编尚未就绪时,国民党军在战场不断失利,华北抗战危急。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在平型关,第115师首战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之后,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飞机场、黄土岭大捷,新四军首战韦岗,一次次捷报鼓舞着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德、意法西斯气焰嚣张,其军队在世界各主要战场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为支撑中国持久抗战局面,八路军在华北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百团大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也震动了日本朝野。一位日本议员哀叹:“要想消灭中共军队,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为此,从1941年开始,侵华日军调集46万大军推行“总力战”,全力围攻八路军、新四军。这期间,华北连遭水、旱、虫灾,抗日根据地的财经状况和部队供应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有些地区的军民甚至不得不以野菜、树皮充饥,部队每人只有几粒子弹和两三颗手榴弹,伤病员没有药品治疗。

    如何克服困难、发展壮大自己呢?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生产自救的好办法。人民军队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在王震率领下,开赴南泥湾实行“屯田”。此后,“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在艰苦卓绝的敌后作战中,中国共产党铸造了革命英雄主义之魂。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是人民军队千万个英雄人物的杰出代表,而更多的烈士却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体现出来的牺牲精神,时刻激励全军官兵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朱德总司令将其称之为“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落后就要挨打,强军才有国防,这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启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英勇奋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为夺取抗战胜利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基础,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屡遭侵略、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日本侵略战争的伤痛尚未消去,军国主义铁蹄蹂躏的场景令人痛彻肺腑。习近平主席指出:“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永远不会搞侵略扩张,但如果有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绝对能决战决胜。我们必须紧紧围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决不允许落后挨打的悲剧重演,决不允许任何外敌侵略欺凌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任何势力打断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三)必须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之最深厚的伟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会议上,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明确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是党指导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军的战略决策。为此,从1937年9月起,八路军分别进入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和晋绥抗日根据地。随后八路军一部又进入山东、河北、河南,同当地人民抗日武装会合,建立了山东、冀东、冀中、冀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南的东江、珠江、琼崖等地,抗日游击队积极出击,顽强战斗,使日军刚刚从国民党军手中占领的广大地区,很快变成了抗日根据地,日军占据的交通线和城市,又变成了新的前线。这种景象,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多月,蒋介石在谈到国民党军队抗战的要诀时说: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高垒厚壁。而毛泽东则坚信:对付强敌,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坚定地指出,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这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的任何游移都是必败之道。

    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八路军和新四军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深入华北、华中敌后,一面对日作战,一面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对迟滞日军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大作用。

    经过10个月的抗战,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断,并写下了《论持久战》。他以非凡的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把历来只起辅助作用的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指导人民军队实现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他预言,抗日战争将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人民通过三个阶段的持久抗战,最终必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在八年全国抗战中,中国军民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坚力量。

    (四)必须凝聚民族精神

    民族存亡关头,我们万众一心

    抗日战争,被我们记住的不仅仅是伤痛、悲惨、哀怨,更有抗争、胜利、尊严。我们经历了落后挨打的耻辱,我们更证明了众志成城的民族力量。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中国为何饱受列强欺凌,丧权辱国,除了政治腐败、经济和军事落后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阀割据、内部分裂,中国一盘散沙。正如毛泽东在抗战之初所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到了极点,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也沸腾到了顶点。然而,蒋介石却在东北奉行不抵抗主义,在全国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西安事变”张学良兵谏蒋介石。民族大义面前,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翌日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抗战。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最终发表讲话,认可团结救国的必要。国共再次携手合作,誓与日寇抗争到底。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队总动员。到1945年夏,正面战场共进行24次大的会战和数以万计的较小规模的战役、战斗。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一场场会战,一次次粉碎了侵略者“速亡中国”的迷梦。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在漫长的战线和持久的作战中,顽强抵抗,他们以血肉之躯和敌人作拼死搏斗,伤亡320万人,表现出中华儿女为抗击外敌侵略而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挺进敌后,构成对侵华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黄土岭一战,让日军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雁翎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如同一把把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日本侵略者的面前,中华民族凝结成了一股绳,海内外华人一条心,在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爆发出了民族的最强音。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懂得“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变成钢”的道理。一旦中华民族攥紧拳头,就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

    自我牺牲精神浩然长存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抗战时期后方人民的一个响亮口号。各地民众自发组织义勇军等武装队伍,投入对敌斗争;青年学生们请愿示威,投笔从戎;社会上层人士呼吁团结对敌;新闻和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奔走呼号;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与祖国大陆息息相通,患难与共。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抗战中访问过重庆的尼赫鲁对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自传里写道:“我想不出有任何不幸的命运能够摧毁这个有古老历史而现在又很年轻的民族的精神。”

    伟大的抗战,中华民族作出了空前的民族牺牲。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共牺牲3500余万军民,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面对装备处于优势的敌人的进攻,中国军队不断出现整师整团殉城的情况。在湖南常德保卫战中,一支8000人的中国军队,只有83人生还。而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中国军民牺牲近10万人。多少热血青年,多少中华才俊,多少优秀儿女,都倒在了日本军队的枪炮之下。他们有父母,有妻儿,有理想,也有追求,但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

    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二小放牛郎,是千百万抗日军民不畏牺牲、血战到底的缩影。除了这些为后人传诵的英雄,更多为国捐躯的是普通士兵。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留下遗骸,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在华夏大地上,他们已化作青山,化作河流,化作风雨过后的每一道彩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经历了百年屈辱后,中华民族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站了起来,终于赢得了她的地位、自信和尊严。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民族精神浴火重生

    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淘汰的过程。没有一个民族喜欢战争,但每个民族遭遇战争的时候,都会把它作为对自我的考验和挑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的民族无法应对残酷的战争,在异族入侵的压力下灭亡了;有的民族则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了重生。

    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历史雄辩地证明:民族精神的觉醒和凝聚,不仅是抗战的胜利之源,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这种荣誉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得到的,这种荣誉是数以百万计的抗日将士用生命换来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华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挣脱了一百年的锁链,赢得了抗日战争辉煌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

    (五)必须建立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殊死搏斗中,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凝聚和组织起来,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旅居海外的800万华侨,为支援抗战不遗余力。粤籍华侨和台湾同胞9万多人回国,以各种形式投入到抗战中。

    同时,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相互支援、相互配合,最终打败了侵略者,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七七”事变前后,毛泽东就呼吁建立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当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独自抗击日本侵略军长达10年之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最终建立起来,一场联合打击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的血战在东、西方战场同时展开。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通过国际统一战线,世界人民给予中国人民道义和物质等方面支持,苏联空军、美国飞虎队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白求恩、柯棣华医生等国际友人投身中国抗战。

    古往今来,战俘的命运往往十分悲惨。但是在延安,有一群俘虏不仅在政治上和俘虏他们的人平等,还在生活待遇方面享受比俘虏他们的人更高的标准,这就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他们入学第一个月就拿到了5元钱的津贴。这些学员无论如何难以相信,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每月的津贴也仅为5元钱,他们的校训是“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

    正是在中国人民的感召下,1939年11月7日,以杉本一夫等日军战俘为核心,成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第一个日本人组成的反战组织。此后,在人民军队政治瓦解和宣传教育下,先后有1000多名日本战俘加入到中国抗战阵营。

    历史最终证明,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中流砥柱,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的发展,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六)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与自信气概

    70多年前,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唤醒并空前激发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今天,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民族复兴的美景旖旎在望,但我们同样要有居安思危的自觉意识,保持和发扬奋发有为的精神。宋代的杨万里写过一首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这首诗提醒人们,在顺利时不要盲目乐观,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容易。事实也是如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风险挑战,还有许多暗礁险滩,国内外敌对势力必然会利用各种事端阻拦我们和平发展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一定要有自信气概。忧患意识可以使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前进中的问题;自信气概可以使我们始终保持战胜一切挑战、决不被困难所压倒的昂扬斗志。邓小平同志说:“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意志、自信和气势,奔腾而下,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七)必须走和平发展之路

    战争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反思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当我们回顾过去,不能不深刻思考和平的重大意义。只有和平才有发展,只有和平才有进步。中国人民遭受侵略、战祸之苦,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不得不接受可耻的失败。历史再次证明,将国内矛盾转嫁给他国的侵略战争注定要失败。任何民族企图把自己的繁荣长久地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扩张之上,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国际关系上,日本只有告别过去,才能拥有未来。

    然而,战后70多年来,日本政府,特别是右翼势力反省意识太弱、反思成果太小。当周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日本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却不断制造事端伤害那些被侵略国人民的感情。在日本,极右翼分子一直在为军国主义者招魂,在教科书中篡改侵略历史,日本的一些领导人不断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的今天,我们必须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复活的危险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指出,军国主义是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由于战后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试图为军国主义翻案,近年来军国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的迹象更加明显。

    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应当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尊严感的国家。只有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才能取得邻国的信任。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爱好和平。中国对战败的日本更多地给予了同情、理解和宽容。作为战胜国,中国并没有羞辱、伤害日本,而是把日本人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区别对待,认为他们也是受害者。

    中国国民政府在遣返日本战俘、移民的问题上,都给予了极大的方便。对于被关押的战俘,中国政府也给予了宽大处理。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羁押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到1964年4月9日全部获得提前释放回国。为了中日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每当有机会都会表达下面这段话:假使中国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日本的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50年才能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惨痛的民族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战后,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牢牢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松,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仅增强我国的实力、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对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能力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国土,有能力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奴役,也一定有能力通过努力实现和平与发展。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在和平的形势下一个大国的发展是可能的,并且这也是最为健康的发展。战后德国的重新崛起就是有力的证据。

    二战的胜利向世人昭示:世界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通过对话消除误解,通过合作谋求共赢,通过和平推动发展。只有那些仍牢牢抓住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放的国家才是制造世界冲突和动荡的根源。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遭受国内经济衰退困扰的日本开始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心存戒备。加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日本与某些西方国家一起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居于日本政坛主导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一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诸如侵占中国钓鱼岛、政府官员坚持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对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妄加评论等等。

    与此同时,日本却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从战后作为美军后勤基地发展为前方支援,从专守防御变为向海外派兵,从国土自卫变为干预周边事态,甚至提出实行先发制人战略。这不能不引起亚洲邻国的警觉。

    其实,“中国威胁论”根本站不住脚。作为深受帝国主义和霸权政治危害的国家,中国一贯反对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而主张在相互尊重对方的前提下,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分歧、化解矛盾。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各国之间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竞争将难以避免。但是,这种竞争应当是和平、友好、互相促进的竞争。

    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潮头回顾抗战,就是要更好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就是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际行动,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强国富民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请允许让我用毛主席的话作结束语:“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脚步,继承他们的遗志奋勇前进”。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1)中红网:《向青州抗日英雄学习,致敬!》2016-07-12 18:04:24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樊光湘
    (2)《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一卷1925-1949)(308千字)樊光湘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3)《中共青州历史大事记》(1949-1999)(500千字),樊光湘、杨朝晖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4)《青州抗战专辑》(306千字),樊光湘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5)《云门抗日烽火》(155千字),樊光湘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版。
    (6)《青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765千字),樊光湘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7)《青州人在抗日战场上》(530千字),樊光湘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作者:樊光湘,中国当代作家联合会会员、潍坊市“五老”志愿者关爱宣讲团成员、青州市“五老”志愿者关爱宣讲团副团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青州市委宣讲团成员、中共青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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